盛松成是我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职时的老同事，他近期出版的三卷本《历史视角下的经济与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21年11月第1版）共14章，约78.6万字，是从其大半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发表的130多篇文章和采访稿中选取的89篇。
细细翻阅，可以看出，其在高校教学17年和央行工作25年的约40多年间，“一直抱有学术研究的冲动，仍喜欢思考理论问题”（引自该书上篇P.65）的情愫，是发轫于、得益于硕士、博士生期间，师从国内著名教授刘絜敖老先生和胡寄窗老先生。
可以说，其学术志向的确立、治学方法的讲究，就是在被其称为“人生中最难忘、最充实的美好时光，也是我心态最平静、吸收知识最丰富的”研究生期间铸就的。“至今想来，仍留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平静生活”（上篇P.65）。洋洋几十万字，14章丰富的研究内容，不仅体现了松成几十年的研究心路，而且反映了当时政策演变背后的矛盾和“纠结”以及学理机理的辨析历程。
了解这些，自然不仅对了解货币金融理论在中国当下的运用有益，而且对研究探索中国经济与金融进一步市场化改革道路，也是有益的。受松成之邀，我写点书评文字，顺便借此机会引而开之，谈三点既是对该书的评语，也是本人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感想。
其一，嗅觉敏感，问题导向，及时就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的新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这是三卷书中一个显著特点。松成书中的大多数文章，虽引述理论，但不是述而不作、无病呻吟，或仅是实证权威的理论，往往都是贴近中国现实问题，直面传统理论的“尴尬”与“苍白”，善于修正理论解释，并能提出适用的政策主张。不管是在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问题上，还是在比特币、虚拟货币、天枰币和P2P问题上，都能敏锐、及时指出问题的理论实质和鲜明的政策主张。我是长期搞经济政策研究的，在这方面对松成的作为特有感触。特别是从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理论创新到操作指标的确立，到正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制度的正式确立，松成是功不可没的。
早在我任人民银行原非银行司司长，负责整顿全国239家信托公司时隐约感觉，为什么信托公司在过去短短的20年内历史中被五次整顿？细想，整顿大都发生在宏观调控出现问题的时期。这中间固然有信托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违规操作问题，但深层分析，是当时国家宏观调控的经验不足。原因在于，当时一方面对全国的银行实施信贷规模指标控制，另一方面又鼓励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创新、市场化经营，但其资产规模并未纳入全国信用规划的视野中。双轨运行，单轨调控，没有统一的规划思考，所以当运行结果表现为全国宏观失控、物价上涨时，自然就把原因推到了“计划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活动上，把“板子”打到了信托公司身上。
到了2006年，我明确意识到并在当年4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发文指出，要正确“把握近年内货币、信贷运行中发生的新情况、新特征”“在企业外源性融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央行的调控更要侧重于企业总体资金面的分析”“要关注银行贷款，更要关注股票、债券、FDI、企业短期融资券和商业票据的发展规模。警惕货币供应偏多，必须规范非银行融资”。（夏斌《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上卷》）但也就仅此而已，在当时我只是提出了理论思考。而其后松成在这个问题上比我有更多的理论阐述、更完整的制度设计思想，并下了更大的功夫在全国推广执行社会融资规模这一客观反映转轨经济货币宏观调控的操作指标，完善了我国经济金融的宏观制度。
在此顺便提醒写教科书的教授们，对本应值得一书的中国这一首创，目前不知是否已被写入阐述未充分市场化条件下转轨金融国家央行货币调控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
其二，央行的专家不仅应是货币金融专家，还必须是宏观经济学家。我在20世纪末就职人民银行总行，曾观察分析总行中层干部的专业素质和结构。我曾感叹：什么时候当人民银行大多数干部是经济学家的时候，中国的中央银行就到位了。翻阅松成的三卷书，作为一名中央银行的干部，书中内容不仅涉及货币金融理论与实务问题，同时涉及大量的宏观经济问题。大量的文章出发于金融又不仅限于金融，而是涉及经济结构、贸易，税收、财政、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国企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等。“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先与‘货币面纱观’决裂，他是将货币因素融入理论经济学的首创者。”凯恩斯学说使“货币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篇，P.69）松成文章对各种问题的分析，正是如他自己说的，不时流露出置于魏克塞尔、凯恩斯等理论先驱的宏观分析基础上的框架思路，流露出对货币经济学说史的娴熟把握，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分析看待每一金融问题，同样对其他经济领域问题的分析都置于货币经济学框架，即在克服“货币面纱观”偏见下进行分析。这一点，对于宏观经济部门特别是央行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也应该是多多提倡的。
其三，有力的理论分析必须具备历史的、统计的知识支撑。我崇敬熊彼特的治学，其在鸿篇巨作《经济分析史》中反复提到，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掌握历史、统计和理论三门分析技术。我发现，松成几十年来能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不小成绩，与其读书期间师从刘絜敖、胡寄窗大师，工作后长期埋头货币、经济思想史研究，后又调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有关。因此后来的不管是信手拈来相关货币供应量等问题研究，还是临时碰到社会上关于比特币、货币非国家化理念等各种各样经济现象与噪声，或面临中国要不要建立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这一很有争议的问题时，都能牢牢把握货币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石与主线。研究中不时透出其围绕对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货币分析来回摇摆历史的理论分析功底以及对中国货币供应量统计特征的充分了解。
我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研究者，要达到如熊彼特大师所说能熟练掌握三门分析技术确实不容易（后熊彼特又说是四门技术，另加“经济社会学”），但起码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三门分析技术中，统计学学术功底较差，可以借助旁人的学术成就，但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了解不够深入，则是经济学研究的大敌。因为在与旁人争辩解释经济现象，选择当下经济政策，或寻找创新理论时，不了解或者混淆古典与新古典、马克思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历史与制度学派，凯恩斯与后凯恩斯学说等一些差别，肯定会从一个思想史学的“无知”滑向理论的“无知”，或有时会落入“鸡同鸭讲”的对话场景。
从认识论角度看，后人一切新知识的形成，直接与间接地在无意中都会受到前人知识的影响，不管是什么样的影响。因此经济科学上的创新，如果不知过去“旧的”学说的逻辑始点在哪里，说不清楚站在过去“旧的”说法基础上的新说法的理论自洽又是怎么开始的，那么，一切理论创新都将是无从谈起。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原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创始理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夏斌
编辑：李柳嘉 余嘉欣 韩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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