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提升自身建设质量和领导能力的信息化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内容构成和内在要求。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为依据，基于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两个维度对党的信息化历程做总体分析可以发现，党的信息化共经历了相互交错，但有所侧重的六个阶段。在信息技术维度经历了由单机计算机到手机，由固网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由单向传递技术到信息交互技术、信息智能分析技术的迭代；而在信息资源维度，则经历了信息局域网化到单一工作领域信息互通，从单一工作领域信息资源系统化到跨工作领域互通，从跨业务系统集成到枢纽平台型集成的跃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中国式现代化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1]。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不仅是推动和引领我国信息化进程的主体，其自身也是信息化的对象物。“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 183。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成为党长期执政考验的时代特征。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克服信息化能力不足的危险，则成为党要面对的时代课题。更好地履行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历史使命，需要党前瞻性地把握信息化脉搏，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自身的信息化，以期更好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式”[3]。而考察党在管党治党、推进工作中的信息化实践历程，厘清党的信息化的实践态势，是总结党的信息化建设经验，完善党的信息化战略，提升党的信息化能力的基础工作。

一、分析党的信息化的前提性问题

（一）何为“党的信息化”

对于党的信息化的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有不同的认识。如刘大秀将党建网站的建设分为三个阶段：个人或党组织委托的个体建站为主阶段（2001-2005年）；与现行党委领导体制相一致的四级党建网站阶段（2006-2010年）；以中央党建网站为枢纽、各地党建网站为支撑的网络体系阶段（2011-2015年）[4]。曹泽林认为电子党务的发展阶段有三个：起步阶段的“党建上网”；发展阶段的“网络党建”；提升阶段的党的建设信息化[5] 331-333。马德秀将电子党务分为公文电子化、内部办公自动化、管理流程信息化、党务管理网络化等四个阶段[6] 17。苏咏喜将党的建设信息化分为办公应用（1990-2002），电子党务（2002-2007），党的建设信息化（2007年以后）三个阶段[7] 127-130。刘红凛按照世界信息网络技术发展阶段将党的信息化分为三个阶段：推行电子党务、实现办公信息化（1994-1999年）；建立党建网页与党建网站（2000-2009年）；党建信息化即时化时代与党建网络体系化（2010-2015年）[8]。芮晓武将党的信息化发展分为推行电子党务、建立党建网站、创新党建手段等三个阶段[9] 84-86。金江军认为数字党建经历了以办公自动化为主的初始阶段（1985-1999）；以党建网站为主的起步阶段（1999-2009）；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4）；以及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的全面发展阶段（2014至今）[10] 37-38。部分研究从理论层面进行了分析，如李君如结合党的建设工作规律和信息化发展规律，提出了党建信息化四阶段观点，即：信息支撑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党建信息系统平台；组织支持阶段，建立网络化的党组织体系；党务支持阶段，实现党务网上运作；决策支持阶段，建立党的方针政策决策支持和监督系统[11]。可见，学者们对党的信息化的阶段划分并不完全一致，且使用的概念也略有不同。

显然，回答何为“党的信息化”是研究党的信息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从党的信息化的相关既有研究看，“网络党建”“电子党务”“数字党建”“党建信息化”“互联网 党建”“智慧党建”等概念多是既有研究的分析起点。这些概念的具体阐释有别，但显而易见的是，概念的核心词涉及互联网、电子技术或信息技术、智慧技术等。而互联网和智慧技术也都是信息技术本身。换言之，相关研究的概念基础是“信息技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概念指向“党建”“党务”不同范畴，“党务”又涉及狭义的党的办公事务和宏观的党的领导、执政事务等不同层次的内容。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了“党的信息化”概念（如前述刘红凛、芮晓武等），但重心都指向党的建设。我们以“党”这个主体概念对“党建”和“党务”加以统摄，以服务于对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工作等各方面的信息化做全整性分析的需求。

在以上概念中，“信息化”是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核心词。但在既有研究中，“信息化”多指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行为。例如，一般将党建信息化或党务信息化界定为使用信息技术来改进党的建设或党务工作。在不同学科领域，“信息化”的定义不同，但从党的文献来看，1997年《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国家信息化界定为：“在国家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在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12] 302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将信息化界定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13]可见，在党和国家自身来看，“信息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是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使用。这与前述党的信息化的相关研究是有所区别的。

笔者认为，贴合党自身对“信息化”的认识，从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两个维度去观察党的信息化历程，有利于避免使用理论框架剪裁和限制对党的信息化的实践研究。同时，通过对“信息技术”概念进行总体分析，避免从单一信息技术维度进行分析，忽视了信息技术的多样性和不同时期发展程度的差异而产生分析偏误，并且只有结合信息资源的维度，才能准确分析信息技术应用的实际状态。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认为，党的信息化是党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提升自身建设质量和领导能力的历史过程。它包含了党的各方面工作〔组织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纪检工作、政法工作、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等〕的信息化，简称党的工作信息化；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建设的信息化，学界一般称党的建设信息化；以及党的工作机关以办公室业务为中心的办公信息化。显然，这一定义是整合了既有研究和党的实践的综合性概念。

（二）依据何种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进行分析

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迭代性，以技术应用来划分党的信息化阶段也是可操作的。本文在“技术功能论”意义上，将信息技术理解为能够用来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的技术。它包含了信息获取（感测与识别技术）、信息传递（通信与存储技术）、信息认知与再生（计算与智能技术）、信息执行（控制与显示技术）等技术[12] 7。按已有研究观点将信息技术分为“传统信息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前者主要指电报、电话、传真机、电视等，后者则包括了电子邮件、网络电话、数字电视等，是否基于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是二者的分水岭[14] 21。本文侧重在现代信息技术，范畴中包含了辅助党的信息获取、传递等各方面信息功能的技术，如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当然，我们不仅分析某一技术在党的信息化历程中出现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分析技术应用的重点。对于“信息资源”，本文取狭义范畴，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媒介存储、传递、加工的信息内容。同时，本文不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而是对党随着技术变革在工作中如何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做总体分析。

（三）以何种依据分析党的信息化

党是领导一切的。广义而言，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信息化都可视为党的信息化范畴，但领导一切不是包办替代，在各组织或领域之间亦存在的功能区分。同时，为了避免将党的信息化混同于国家信息化、政府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我们必须将主体和对象都限定在党的范畴。而党的文献是党的实践的记录，党的重要文献是党的各方面工作实践的主要记录载体。因而，本研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至《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为基础研究依据，同时以可获得的网络文献和研究材料做补充。

二、准备阶段：信息化思维的萌生与重新确立（1956-1985）

20世纪5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起步阶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及“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的要求[15] 41。同年10月，“由几百个中国科学家和近百个苏联专家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讨论写成”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通称“12年科技规划”）已注意到，“电子计算机的创造已为计算技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6] 429、483。并将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指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列为重点任务。1963年，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参照世界科技发展情况，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在“12年科技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通称“10年科技规划”）。这一规划指出，“12年科技规划”执行中“无线电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的薄弱情况十分显著”。同时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7] 497、508。可以说，紧跟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党的信息化在1956年即已萌芽，期间取得了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制成、集成电路计算机开始批量生产等成果。但是，“从领导思想来看，我们又长期对科学技术的作用认识不够，实际做法上也有不少‘左’的东西”[18] 762。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并强调“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19] 86-87。这一讲话，“为我国在新时期制定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0] 781。这一时期，受历史因素影响被阻滞的信息化意识被重新确立。

1981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提出研究制定计算技术、集成电路等新兴技术政策。“六五计划”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技术的研发作为科技攻关“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同时将微型、小型计算机、电视机作为电子行业发展的主要方面[21] 31、82、119。为推动信息化的普及，1983年10月，中组部下发的《1983-1990年全国干部培训规划要点》要求“广泛采用电视、广播、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远距离教学[22] 245，但在实践中仍限于传统信息技术的电化教育。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强调，“要积极把德才兼备而又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吸收到领导班子中来”，“提倡全党干部学科学、学技术”[18] 759。1984年9月，邓小平在给《经济参考报》的题词中提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指示。这表明党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的信息化理念已确立，并贯彻到了组织和政策上。

三、第一阶段：计算机 信息局域网（1986-199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使用了“信息技术”，并建议“积极开拓新兴技术领域，重点开发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新型材料”。同时，认为“在电子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中，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应用范围广泛的微型机及其软件开发放在首位”[23] 812、813。这一建议体现在1986年的“七五计划”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上述文献中，可以发现此时党的信息技术应用是以“微型机及其软件开发”为主。1987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中国正式开始接入全球互联网。

（一）基于计算机的办公自动化

这一时期党的信息化实践集中体现于1986年实施的“海内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是在党和政府首脑机关开展办公自动化建设，逐步实现宏观管理与科学决策方面的信息网络化。办公室党务之外首先是宣传思想工作中提出信息技术应用。1986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科委《关于当前科技工作形势和今后若干意见的报告》，提出发挥电子计算机、现代化的声像手段和广播卫星等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24] 230-231。其次，则是反映在组织工作中。1992年2月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努力提高自己的科技素养”[25] 1967、1969。在1992年6月的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江泽民指出：“不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虽然也能勉强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 [25] 2086。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的意见》指出，要结合干部工作需要“加强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培训[25] 2193。虽然上述文献并未涉及使用何种信息技术手段，但从党的“七五计划”建议到1992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都将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定位为高新技术发展的重点，后者更是将通信、计算机、自动控制等视为此时的“关键信息技术问题”[25] 1946、1954。这也说明，这一时期办公自动化，重在辅助办公需求的信息电子化和处理的计算机化。

（二）信息资源的局域网化

“海内工程”的首批计算机应用项目主要是：针对秘书局的核心业务——公文运转管理，开发公文管理系统；针对领导同志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决策参考需求——历史公文档案查询，开发国务院要事数据库；针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办公厅之间的关联业务——公文与信息交换，开发信息共享的远程数据交换系统[26] 682-683。这表明，办公信息资源系统建设作为办公室业务的支撑性工作，在办公软件的支持下已开始稳步推进。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信息中心成立，负责领导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办公自动化和信息网络建设，并于1992年12月召开了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计算机联网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成为我们党委办公厅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全面展开的重要标志”[27]。可见，这一时期党的信息化重心在党委办公厅系统，同时也开始注重“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1993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指出：“现在信息（或数据）专用网很多，分散、重复建设严重”，“互相封锁”[12] 263。这从侧面说明，此前随着办公自动化的发展，已有了基于工作或业务流的局域信息网，但尚未实现基于互联网的跨部门、跨业务的“联网”。这进一步说明，1986年提出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使用“电子计算机”，并非在远程教学信息资源传递意义上，而是尚限于内部办公。

四、第二阶段：互联网 领域内信息互通（1993-1999）

1993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的设立，表明“信息化”已进入党的工作视野。自1993年起，我国逐步部署了金桥、金卡、金关等“金”字信息化工程。“金桥”工程是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之一，目的是解决信息专用网分散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相互封锁等问题。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要求“逐步建立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28] 1349。“信息网络”和“信息化”正式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同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朱镕基将信息化与自动化、智能化、电子化等并用。“信息化”一词逐渐普遍化，且不再限于经济领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任务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进行现代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并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新型元器件、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信息化系统和装备的能力”的计划[28] 1856、1859。发展“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提升“信息化系统和装备的能力”的要求，指明了党的信息化软硬件建设重点。

（一）互联网：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

1994年印发的《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提出“有重点、分层次地大力推进信息高速网络建设”[29] 756。1994年4月，我国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正式进入互联网时代。1995年8月，“金桥”工程初步建成，基于卫星网在24省市开通联网并与国际网络互联。1996年1月，我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国骨干网建成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30]。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党的信息化已具备了“互联网”这一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1996年12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相较于《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使用的“电子信息技术”，首次指明了这一阶段党对“信息技术”的认知范围，即“以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31] 2133。在1996年制定、1997年修订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互联网络，是指直接进行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32]。换言之，这一阶段广泛使用的“信息网络”，是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网络，即“计算机信息网络”“互联网络”，亦即我们现在所指的“互联网”。而计算机信息网络是与电信业务网、广播电视网相并列的国家信息化的三个业务网。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发展互联网技术，实现计算机信息的网络化是党的信息化的重心所在。如果说前一阶段还重在传统的计算机技术，那么随着通信技术的光缆化、数字化转向，互联网技术逐渐在党的信息化中加以应用。

从党的文献来看，1994年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组织广大干部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通知》等文件，以及胡锦涛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等，都要求党的干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而这里所指的科学技术在1994年江泽民为《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一书所作的序中可以得到印证，即“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33] 42。《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及“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开展党员教育，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帮助党校逐步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29] 799、810。这里的“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表述，可在几个文献中得知：第一，1991年，江泽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现在广播、电视影响很大，我们必须把它牢牢掌握在手里，把它办好”[25] 1709。第二，1996年《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在教学手段上所指的是“广播、电视、函授、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22] 258 [34] 431。第三，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强调：“进一步发挥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重要出版单位在理论宣传中的主导作用。”根据不同时间的文献，可以判断，当时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或大众媒介主要是指广播、电视等传统信息技术。

（二）工作领域内信息互通

1994年国家经济信息化联系会议上，提出了“三金”工程建设的“统筹规划，联合建设，统一标准，专通结合”方针。1997年颁布的《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确定了“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国家信息化方针[12] 268、285。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渐置于信息化的核心位置。但对于信息资源的运用，从文献来看首先是机关信息化方面。199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加快信息自动化技术处理手段的研究、引入和运用”[35]。199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息工作的意见》专列一条，要求“提高计算机信息处理的现代化水平”[36]。为贯彻这一意见，同年4月至7月，中办秘书局主办了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信息工作培训班，对信息自动化处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培训[37]。直至2000年，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计算机信息网络已初步建成， 成为中办与各省区市办公厅信息沟通的主要通道，并实现了部分信息资源共享[38]。同时，组织工作中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互通开始推进。1995年，中组部发出《全国组织干部人事信息系统信息结构体系》，为信息表达和信息交换提供指南。虽然在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文件中也分别提出要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或信息技术，但从文献看，一方面，此时信息资源的处理重在深化办公自动化的业务领域内信息开发，因而也注重提升党务人员的计算机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的逐步普及和互联网基础设施铺设，党的工作领域内开始信息互通与共享，且走向互联网化。

五、第三阶段：网站 领域信息系统化（2000-2005）

江泽民在2000年全国两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否则是很难做好的。”并指出，对待信息网络化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33] 180。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对党的信息化做出全面且明确的要求。同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将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置于“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39] 1371、1377。党的信息化也随之进入新发展阶段。

（一）网站：依赖于Web的党务上网

党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程度，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扩大利用互联网，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 [39] 1371、1377。“互联网”一词正式见诸党的文献。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和计算机使用的逐步普及，互联网的大众传媒属性愈发增强，作为互联网应用Web技术的“网站”成为信息集散平台和新的信息技术形式。

“网站”的关注首先是在宣传思想工作方面。党对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中将“新闻网站”列为需要加强建设和管理的思想文化阵地[39] 1394。在2000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充分利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手段，努力巩固和拓展社会主义文化阵地”[39] 1474。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要适应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切实加强互联网上的舆论宣传，进一步办好重点新闻网站”[40] 2216、2218。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也强调，“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 [41] 29。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42] 18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42] 285。自此，宣传思想工作实现了从“内容上网”到“队伍上网”的发展。

在组织和纪检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将“互联网媒体”作为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宣传手段[42] 422。2003年监察部网站上线后的当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和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监察厅（局）在全国纪检监察计算机信息网上建立了网站[43] 。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以及12个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开通了信访举报网站[44] 159。2005年1月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求“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但新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开设反腐倡廉网页、专栏，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加强对互联网站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指导和管理 ” [42] 539-540。可见，此时党已逐渐适应互联网的发展，开始走向基于互联网衍生性技术的应用。

（二）单向信息资源传递

如果说办公自动化和业务信息网络建设中，信息资源的使用具有内部性，那么，网站则体现了信息资源的社会开放性，即面向群众的社会性应用。所以，这一时期在宣传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纪检工作中党务网站的建设，都开始呈现信息资源使用的群众导向。如在群众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下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和2005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都将“网络”作为与广播、电视等媒体并列的村务或政务公开的形式。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重点新闻网站、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为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45]。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党的各方面工作中信息资源远程传递的可能，突出表现在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中，如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2001年《2001-2005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及2002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都强调在干部教育培训中使用“信息网络”或“网络化”。2004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等科技手段”进行政法队伍远程教学培训[42] 461、470。但由于“网站”是信息传播、内容发布的平台，党员和群众主要使用浏览器被动获取信息。而党员干部教育的网络化也是基于信息中心的外部扩散模式，因而，这一时期的信息资源传播具有基于网站或信息中心的单向传递特征，互联网承担了媒介作用。

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一时期“手机”作为移动终端已被关注。200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网络、手机等新型信息传播渠道迅速兴起”，“为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41] 533、542。“手机”首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此后，2004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2005年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都强调加强“手机短信”这一宣传阵地和传媒手段的管理与运用。2005年，人民网联合中国人大新闻网、中国政协新闻网开办了以手机为终端的“两会”无线新闻网站。人民网和新华网等联合创办了“掌上天下”WAP网站[46]。但此时关注的重心是手机的“短信”内容方面。而WAP网站作为手机版的网站，并未改变这一阶段党的信息资源单向传播的主要特征。

（三）工作领域内信息系统化

在这一时期，党的主要工作领域开始进行较为独立和系统的信息化规划。如在政法工作方面，2001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要求“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在治安管理和防范中的作用”[40] 1971-1972。2002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提出建设“金盾”工程后，中共中央2003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将“金盾工程”作为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的重要载体和措施[41] 501。在组织工作方面，2003年的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校信息化建设，形成一个全国党校系统信息资源共享、统一开放的信息网络体系”[41] 271。2003年，中组部制定《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确定了以“三网三库一平台”的组织系统信息化目标①。在纪检工作方面，《全国纪检监察系统信息化建设2004-2008年规划》在现状介绍中谈到：“至2003年底，基本建成覆盖市（地）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的全国纪检监察计算机信息网络；陆续在全国推广电子邮件、案件管理、信访管理、法规查询等应用系统。”但在对系统现状的介绍中也强调，“计算机应用仍处于以单项业务、单机操作为主的初级阶段，整体水平不高”。同时提出，“建设纪检监察信访、党风廉政、案件、档案、法规信息资源库及纪检监察综合信息资料库；根据纪检监察业务的需要，开发相关的应用系统和辅助决策系统” [43]。党的多方面工作的独立信息化系统建设表明信息化基础设施逐渐具备，已开始着手建设工作业务领域基础数据库建设，为特定工作领域实现信息化提供资源支撑。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全国党委办公厅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办公厅（室）在党委系统信息化建设中的统筹职责。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从提高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出发，提出“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42] 282。这无疑有助于推进跨工作部门的信息化统筹和信息资源互通共享。

六、第四阶段：移动通信 跨领域信息互通（2006-2010）

2006 年是党的信息化发展历程中尤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转发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等多个文件。同时，“十一五”规划开始实施，并提出“深度开发信息资源”，“加快国家基础信息库建设，促进基础信息共享” [47]。这表明，党主动迎接信息化发展机遇，推进向信息化转型的进程。2007年1月23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48] 559。从而，党的信息化上升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

（一）“手机”：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备，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通信终端成为新的信息媒介。虽然自2003年以来“手机”已进入党的文献，但面向全党工作强调“手机”的重要性，则是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指出：“要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媒体的应用和管理”[44] 686。自此，“手机”以“移动多媒体”“新媒体”成为与“互联网站”或“网络”并列的，要加强建设、应用和管理的对象。直至2010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新形势新挑战，“特别是3G手机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由固网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延伸，使人人、时时、处处上网成为可能” [49] 377。要求“把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到新水平”，“积极拓展网络多媒体、移动多媒体、手机报、手机短信等新兴领域和新兴传播阵地”[49] 385。“手机”此时成为移动互联网阶段党所关注的代表性媒介。

在党的组织工作领域，2006年发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以及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献中，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采用的手段或媒介包括网络、远程教育、电化教育。直至2010年1月，在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开通仪式上就指出，“将手机等新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工作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重要体现”[50]。之后，“手机”一词出现在2010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中，要求“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以及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党员电化教育、党建信息网和手机短信平台的作用”，做好活动宣传引导[49] 627。

“手机”这一移动通信终端的出现，标志着党的信息化在技术维度的新发展。但此时在文献中仍较为注重“手机短信”。如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也是以手机短信作为互动的形式，强调手机作为信息获取和传递的媒介属性。而在政法工作中，“手机短信”尚停留在管理的对象。如在2006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深入研究加强对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息管理的新办法”[44] 771、776。但2010年开始，从“手机短信”到“手机”的话语转变，表明“手机”已成为移动互联网阶段的代表和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期间，200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2010年6月30日，国务院确定第一批“三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试点地区名单。“三网”在技术、网络、应用层面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手机的内容和功能，也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提供了新条件。可以说是党的信息化逐渐走向“掌上党务”和“掌上党建”的技术驱动力。

（二）基于骨干传输网的信息互通共享

这一时期更加强调党政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和共享。《战略》将信息化发展的战略方针定位为：“统筹规划、资源共享，深化应用、务求实效，面向市场、立足创新，军民结合、安全可靠。”[51]突出了资源共享的统筹和信息资源的应用。《意见》将电子政务网络分为政务内网和外网，而“政务内网由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业务网络互联互通形成”。同时，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会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统筹协调政务内网中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业务网络间顶层互联互通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指导管理政务内网的交换体系建设”，并指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形成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建成基本满足各级政务部门业务应用需要的政务内网和政务外网”[52]。在这一意见基础上，同年3月下发的《框架》列举了涵盖办公及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已建、在建和拟建的为党委提供电子政务技术支持的20个电子政务应用系统。明确在“十一五” 期间，“以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重点是完善已建应用系统，强化已建系统的应用，推动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支持部门间业务协同” [53]。这表明，在这一时期，不仅明确了信息化建设和资源统筹的主体，也通过《战略》《意见》《框架》相匹配的方式整体性推进面向信息资源共享的应用开发。

（三）工作领域信息互通

这一阶段处于上一阶段工作领域内信息系统建设的推进期。但此时已在基础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综合数据库建设，并实现数据资源基于同一网络或平台的分享和业务性应用。例如，在组织工作方面，《2006-2010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推进“三网三库一平台”建设，重在建设自中央到地方四级贯通的“大组工网”，促进组织工作系统内的信息资源共享。《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44] 51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特别要高度重视、充分利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阵地，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造条件[49] 267。在纪检工作方面，2008年1月，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推广电子监察系统” [54] 165、168。之后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进一步提出“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和腐败风险预警机制”，“逐步构建统一的招标投标信息平台”，“整合有关部门和行业信用信息资源，建立综合性数据库”[54] 430-440。在群众工作方面，200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意见》先后提出“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提出了“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加强党员动态管理”；建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注重增强“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能力等要求[49] 149-161。这些任务分布于党的十七大对党的建设布局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各方面，是对前期信息化任务重点的整合，也是新的部署和推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在解释对党的建设信息化部署时说到：“目的就是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建工作效率” [49] 169。党的建设工作是内嵌于党的各方面工作的，无疑，这利于党的信息化的全方位推进。前述几个包含党的业务系统的政务信息化指导性文件，无疑也将推动基于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的党的各工作领域和业务部门的内外信息互联互通。因而，在骨干传输网基础上的党的建设信息化正在实现着跨工作领域的信息互通。然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部署指向的是党的建设各方面的重点工作，主要涉及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纪检工作等，这使得党建驱动的党的工作领域的信息互通仍是有局限性的。

七、第五阶段：社交媒体 跨业务系统集成（2011-2015年10月）

这一阶段仍处于《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部署的信息化战略实施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实现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网络互联互通和业务融合”，“推动重要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55]。作为这一阶段贯彻《战略》和“十二五”规划部署的《“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以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治国理政能力为宗旨”，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信息化工程”[56]。这一工程的提出，意味着顺应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党的信息化已走向以执政能力建设为主导的系统性谋划。

（一）社交媒体：群众导向的技术应用

一般而言，党务网站在网页上会设置互动交流性栏目，但重点则是基于网站的“读”和信息的“取”。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见》要求使用“互联网访谈”等形式发布权威党务信息[49] 897。201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组织部长面对面”在线访谈栏目。但这些基于网站或固定平台的互动中，群众或网民在议题设置和信息发布上的主动性是较弱的。2011年，3G和Wi-Fi的普遍覆盖和应用，推动中国移动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57]，也促进了基于Web2.0的更具即时性、互动性的以虚拟社区、博客、播客、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党务化应用。2011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专门对手机和“博客”用户数量给予了关注，强调“加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58] 154。习近平在此次研讨班结业式上指出，“信息渠道越多，越要防止漠视民意；通信手段越发达，越要防止听不到真实声音” [58] 187。在同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影响，做到网络发展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加强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58] 690。主动的“网上群众工作”成为此阶段党着重关注的新工作范畴。

从党的工作领域看，对社交媒体发展的反映依然首先是在宣传思想工作中。2011年，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提出，“善于运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先进传播技术打造道德建设的新平台，运用手机短信、社交网络、微博等新载体传播和弘扬道德文化”[58] 513、520。在2012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提出应对微博等媒介予以关注。在组织工作中，社交媒体也开始面向党员群众。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则“提倡开设网上党建园地、网上党校、党建微博、网上论坛等，把党的活动阵地拓展到网络上”[58] 882-883。《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在活动宣传中“重视发挥网站、微博客等新兴媒体的作用”[59] 292。《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则要求“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上网学习、在线培训，鼓励党员参与网上论坛、QQ群、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互动交流”[60] 12。群众工作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要求“群团组织要提高网上群众工作水平，实施上网工程”，“综合运用维权热线和网络论坛、手机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网上引导和动员”[61] 315。可见，借助于即时通信工具和社交媒体成为党增强与群众互动的信息化新手段。

（二）基于互联网的群众信息收集

虽然开通网络举报、建立信访信息系统、关注网络舆情等都体现了对群众性信息源的重视，但还未作为党的信息化构成。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手机网民”和“微博用户”的数量给予强调，并指出“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 [62] 105。之后，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59] 506。在这两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出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还在2014年下发《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媒体资源整合，传播方式创新，以适应分众化的社交媒体时代的工作需求。

社交媒体的发展带来的信息生产由单向向多元发展，信息结构在移动终端普及的Web2.0时代变得碎片化，这促使党在工作中愈发强调群众信息源平台的建设和民意收集。一个侧面是纪检工作中对舆论监督或互联网监督的重视。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互联网快速发展拓宽了社会参与反腐倡廉的渠道，但如何积极回应和妥善处置又成为一个新课题” [58] 790。并要求“畅通和规范网络举报渠道”，“加强反腐倡廉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处置工作，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58] 796-798。《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提出，“健全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腐败案件” [59] 48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59] 532。之后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及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等，都对做好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工作，加强舆论和互联网监督作出要求。201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四风”举报直通车，在“猎狐2014”行动中开通网上举报。2015年6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客户端推出反“四风”手机拍举报功能。这表明纪检工作愈发主动地采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工具来收集信息，以此作为纪检工作的辅助信息源。

（三）跨业务部门的资源系统建设

这一时期，在宏观规划方面也更加注重党政系统的资源互通和共享。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安全可靠、节省资金的要求积极推进党政机关信息化建设，加快制定实施信息共享标准和规范”[63] 33。2012年5月《“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要求“减少各部门互联网出入口数量，推进党政机关互联网统一接入”。同时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信息化工程”，这一工程旨在“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党的建设，优化配置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建设内容是：“整合利用各级党委、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的信息资源，建设完善党的决策指挥管理系统、执政资源配置和运行监测系统、惩治和预防腐败系统、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服务系统” [56]。可见，“执政能力建设信息化工程”成为党的信息资源整合的牵引性工程。而其所推动的资源共享主要集中于以上4个“系统”，或者说以这4个跨党政业务工作的“系统”为重点引导信息资源整合。

这4个“系统”的提出表明党的工作领域和业务领域的信息资源基础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建设已基本具备且持续深入。例如，在上一阶段注重反腐倡廉数据库建设的基础上，这一阶段更加注重惩治和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建设。这反映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也意味着在党的工作领域内，基础数据的集成和共享基本完成，且将走向综合性和平台性应用。又如，在组织工作方面，《2011-2015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提出，到2015年底全国组织系统主要业务信息资源库和党员、干部、人才信息管理平台基本建成[64]。2012年6月，习近平在出席共产党员网、共产党员电视栏目、共产党员手机报等教育平台开通仪式时指出，“哪里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网就要努力覆盖到哪里” [65]。而这3个平台也是学习、交流、服务资源的整合性平台。这表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走向了跨业务部门、跨工作领域的系统性集成，而在业务领域内则走向了平台型集成。

八、第六阶段：数智技术 平台型集成（2015年10月至今）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61] 819-820。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不仅开启了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新征程，也开启了党的信息化的新阶段。同时，“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2] 183。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并在增强党的执政本领要求中指出：“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66] 48“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成为这一时期党增强信息化主动性的体现。服务于党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党的信息化工作的重点。

（一）数智技术成为新的技术阶段

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分众化、差异化、信息化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 [2] 195。这一时期，网络、手机、“两微一端”等已成为党推进各方面工作的常规载体。这反映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等会议议程和主题中，以及《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文件中。

党此时所面对的新形势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所指出的，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所推动的信息化浪潮[68]。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69]。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70] 20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71] 796。《“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提升基层党建服务管理中的应用，以及集约建设政务云平台和数据中心体系，构建云网融合的新型算力设施等规划[3]。这表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已经指向数字化、智能化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现代信息技术，亦可称其为数智技术。适应这一技术的党的信息化，学界一般称“智慧党建”“互联网 ”党建。

基于数智技术的信息化建设代表性地反映在2016年《“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的“推动‘互联网 党建’”中。《“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提出基于大数据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具体来看则主要体现在纪检和组织工作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息化工作规划（2018-2022年）》要求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纪检监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常委会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将“依托大数据精准科学监督”作为强化日常监督的措施，同时要求巡视巡察工作“要重视大数据、信息化建设”[71] 720、725。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督查效率和质量，探索运用‘互联网 督查’，让数据多‘跑腿’，让干部群众少‘跑路’” [71] 505。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要求“主动适应信息时代新形势和党员队伍新变化，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推进‘智慧党建’”[66] 803。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成为支撑现代基层治理体系或管理服务平台的结构性要件。

（二）基于中央枢纽的信息资源统筹

随着网民信息生活的手机化，“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有人说，以前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 [2] 353。在这一阶段，党在注重融媒体和全媒体建设的同时，采用大数据技术推进舆情信息收集和分析研判已成为常态，关注要点转为更加注重党的工作系统的信息资源统筹。此时“统一完整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基本形成，基础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初步建立”[72]，为推进党的信息资源整体性配置提供了基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机构的设立，则为统筹推进党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组织支持和政治保证[2]。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电子政务”，“打通信息壁垒，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 [2] 192-194。2017年12月，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6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则提出“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71] 796。这些新的要求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为党的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新的原则和方向。

期间，2016年7月发布实施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从“服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出发，以“提高”“全面提高”“加强”等话语规划推进党委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纪检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化，且重在“推进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各级党的部门工作信息化水平” [68]。为落实这一部署，2016年12月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从“服务党的建设工作”出发，提出“推动‘互联网 党建’”。而其话语重心则是“统筹”和“整合”，如“支持统筹建设全国党员信息库和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党员教育信息化平台”，“推动整合基层党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和网上民生服务”等[72]。为贯彻落实上述战略和规划制定，《“十三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出发，进一步提出“构建形成大平台共享、大数据慧治、大系统共治的顶层架构，建成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的政务信息化目标。这里的“大系统”是“以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治理大系统为工程建设主要形态”，包含了党的“执政能力”在内的六大系统工程。而“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建设的首要内容是“建设和完善覆盖党中央各部门的核心业务系统，整合构建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综合协调与保障信息化平台”。“加强党委信息资源的按需汇聚，推动政府部门相关信息与党中央各部门的数据共享，支撑党的执政资源配置优化和全面从严治党”[73]。

进入“十四五”时期，《“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了“与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相适应的党政机关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体系基本形成”的目标[3]。但《“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主要是对“十三五”时期信息化战略或规划的延续。重在“推进”“优化”“提升”“深化”党的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且首要的工作都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围绕党中央各部门核心业务进行信息系统建设，服务党中央决策指挥。这说明，自“十二五”时期开始的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工程已逐渐成熟，以党中央为中心枢纽的信息资源系统渐趋完善。而在这一工程的牵引和驱动下，跨部门的一体化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作为支撑性条件也走向深入。如2022年下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要求，“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具备对接党委、人大、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和军队等机构数据的能力，应遵循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74]。信息资源的“统筹”“整合”“融合”“共享”成为这一阶段党的信息化的关键词。

（三）枢纽平台型信息资源集成

“十三五”到“十四五”党的信息化战略和规划围绕着党的执政能力信息化，提出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综合协调与保障信息化平台”“政务云平台”“智慧检务”等支撑平台建设的目标。从党的纪检工作来看，在十八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提出“建设覆盖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信息平台，建立情况明、数字准、可监控的数据库”[67] 151。党的十九大以来，中纪委提出“建设贯通纪检监察业务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化系统，建成覆盖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完善大数据查询监督平台等系统”[7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统一发布平台，建设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专网，建立党内法规数据库[67] 513-515。之后《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建设全国统一的党内法规信息平台[76]。

组织工作方面，在前期数据库和平台建设的基础上，《2016-2020年全国组织系统信息化工作规划》提出，推进党员、干部、人才等各类基础信息、各项组工业务办理信息和统计分析数据的有机整合，开展数据治理、信息挖掘，实现问题预警、推演研判，提高信息使用效益[77]。2019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提出“统筹规划、整合资源”，“推进党员教育管理网站、移动客户端等平台一体化建设，建立党性教育基地网上平台”。同时，依托党员教育管理信息化平台，开展党员信息管理等业务应用[78]。在这一部署的基础上，《2019-2023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又提出“推动党员教育信息化平台一体化建设，完善学用功能”[79] 10。民政部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 社区党建’”。要求各相关部门“搭建共享开放的数字底座，统筹推进智慧社区应用场景建设，推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加强数据管理和挖掘” [80]。以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为代表，可以发现，在中央枢纽型资源平台建设的同时，党的工作领域也走向了资源“平台”建设，而这一平台往往具有多元功能，是集成了基础数据和应用数据的集成性平台。

九、结语

基于信息技术与信息资源两个维度对党的信息化历程做总体分析可以发现，党的信息化共经历了六个阶段。在信息技术维度经历了由单机计算机到手机，由固网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由单向传递技术到信息交互技术、信息智能分析技术的迭代；而在信息资源维度，则经历了办公信息局域网化到单一工作领域信息互通，从单一领域信息资源系统化到跨工作领域互通，从跨业务系统集成到枢纽平台型集成的跃迁。可见，在党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党治国理政的任务重心不同，党的不同工作领域信息化发展的节奏有别，管党治党的重心亦不相同。这不仅与党的信息化的意识相关，也受到了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客观限制[81]。当然，党的信息化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过程，其阶段划分是相对的。同时，需承认的是，虽然我们相信党的信息化意识和实践样态总体上可以通过既有文献得以反映，但由于党的相关文件尚未公开或公开的情况在党的工作、党的建设各领域有所不同，这使我们对党的信息化的分析可能存在偏误疏漏之处。此外，尽管限于篇幅，我们未对党的信息化历程特征做专门分析，但显而易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党的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变了党的信息化滞后于政府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被动局面，已由改革开放初期面向经济的追赶走向了新时代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方位融入与主动引领。可见新时代党的信息化正在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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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阿尔文·托夫勒.中国的“第三次浪潮”[J].决策与信息,2002,(4).

① 即建设和完善各级组织部门内部局域网、组织系统专网和应用国际互联网，建设和完善组织机构的人员信息库、办公信息库、知识信息库，在“三网三库”的基础上，建成一个集工作研究、干部管理、信息综合分析利用等功能为一体的组织工作应用平台。

②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2018年调整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原文引用：朱国伟,张颖慧.中国共产党的信息化——基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历程分析（1956-2022）,2023,（03）：5-23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3年第03期

作者：朱国伟（1981-），男，河北河间人，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研究；张颖慧（1998-），女，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甘小梅 胡 梁

编辑：邓汝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