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陈彬

“您好，我刚才和学院老师联系了一下。学院的人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但实验室好像是有的……”电话那头，一所“双一流”高校的工作人员回复记者。

她口中的“实验室”指的是这所高校不久前设立的一个文科实验室。而这句回复中的两个“好像”，则体现了这个实验室在该校的存在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国内就开始了文科实验室的建设。而时至今日，社会公众乃至高校内部人员，对于文科实验室还有很多疑问。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反问：“文科还要建实验室？”

从“台账”到“大数据”

除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的身份外，牛华勇还有另一重身份——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传播实验室主任。而这已是他建立的第三个文科实验室。

“我们已经‘更新换代’好几次了，全球传播实验室是最新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牛华勇讲述了他的文科实验室“建设史”。

据他回忆，这个实验室的雏形是很多年前，学校为会计专业学生制订的实训计划。“最初计划是准备一堆台账，让学生通过手工做台账，锻炼他们的会计实操能力。”

但学校很快了解到，市场上已经有了专门的计算机软件，可以将手工台账升级成模拟电子做账，而这些软件不仅可用于会计做账，还有适合其他专业的“沙盘推演”等内容。因此，一个涵盖贸易、会计、营销、企业资源计划、电子商务等内容的实训中心很快建成了。2007年，该实训中心成功申请为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牛华勇将这段时间称为实验室建设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开端是2012年，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此时，我们的数据处理多了起来，并开始与市场机构和企业合作，获得了大量的真实金融市场数据，同时引入很多先进的金融数据处理软件和技术。”牛华勇说，此时的示范中心已经类似于一个“技术处理实验室”。

近年来，随着实验室从普通数据处理演变为大数据处理，实验室也进入了第三阶段。“现在我们实验室遵循的逻辑是基于在互联网各平台上的大数据抓取，通过机器学习训练，提炼出所需要的有效信息，并以此为依据，形成学术论文、撰写咨询报告或作出决策参考等。”他说。

记者发现，牛华勇的经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几乎所有受访的文科实验室都经历过类似的历程。

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综合实验室虽然2020年才正式命名，但据该实验室主任王娜介绍，多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建立数据处理类实验室，并在近年引进了虚拟仿真类的教学软件，形成了现有的实验室规模。

与之类似的还有教育部首批文科实验室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低碳治理与政策智能实验室。实验室主任范英告诉《中国科学报》，该实验室是在北航“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基础上发展建立的。该中心最早建立于2006年。

即便是在国家层面，对于设立文科实验室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

上世纪末，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分批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成为国内文科实验室建设的开端；2009年，11所高校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202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在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将启动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2021年，教育部公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30个高校文科实验室入选……

在这一大趋势下，国内各省份乃至高校自身纷纷成立文科实验室。

在公开资料中，记者没有查到目前国内高校文科实验室数量的具体数据。但在不久前，山东省教育厅公布了该省高校实验室体系建设名单，仅山东大学一所高校就有9个文科实验室入选。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文科实验室建设的日益重视，外界往往会产生一种误解，认为高校文科实验室是在主管部门的一纸令下，各校‘闻风而动’的结果。”牛华勇直言，事实上，文科实验室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人文社会科学早已开启了与理工学科的融合。这也决定了借助实验室模式，将某些理工科研究手段和范式融入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这个角度说，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只是‘顺势而为’之举，起决定作用的是学科融合的大趋势，这说明了文科实验室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牛华勇说。

文科实验室能干啥

除了“为何要建”的疑问外，关于文科实验室，公众还存在另一个疑问——文科实验室能干啥？

“在我的理解中，文科实验室的‘实验’有两层含义。” 范英告诉记者，首先是引入理工科实验研究的方法，建立针对文科问题的实验环境和实验平台，将一些新政策或管理措施在实验环境中进行模拟仿真，并作精准论证。

其次，对于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而言，现实世界可以看作一个大“实验室”，但这个“实验室”的输出数据太大、太庞杂，很难获取有效信息和因果联系。“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将‘现实世界’作为实验室的一部分，把其中的大数据处理和智能推演部分放在文科实验室里，目的是对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进行评估和优化。”范英说。

以该实验室正在进行的碳市场相关研究为例，目前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模拟系统，可对碳市场各环节和部分的机制设计进行推演。“包括配额怎么设计，不同配额对不同区域有何影响、对不同人群又有何影响……这些都能在实验系统中进行效果评估和压力测试。” 范英说。

根据北航低碳治理与政策智能实验室网站公布的内容，仅2020年以来，该实验室拿到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就有十几项之多，涉及碳减排、能源安全、电力系统优化等诸多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高校文科实验室中，既有如北外全球传播实验室、北航低碳治理与政策智能实验室这样以科研为主体的实验室，也有大量并不承担太多科研任务、以服务教学为主要任务的校级综合实验中心或学院级别的专业实验室。王娜所在的社会科学综合实验室便属于后者。

“我们几乎不承担什么科研任务。”王娜告诉《中国科学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引入仿真类或分析类教学软件，服务学院的本科教学。“因为目前的课堂教学往往理论性过多。我们要培养应用型人才，除了实地观察实践外，更需要通过模拟实验的方式，让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形成事例，培养其职业素养。”

事实上，即便是以科研为主要任务的文科实验室，也几乎都承担着相当数量的教学任务。比如，北航低碳治理与政策智能实验室便承担了全校性课程“碳中和能力提升计划”的部分实验教学任务。针对目前高校文科实验教学在文科教育中相对薄弱的现状，部分高校已着手建立“多层次、多模块”的实验课程体系。

据记者了解，北京联合大学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就根据基本素质培养、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设置了基础平台系列试验、专业应用系列试验、创新拓展系列试验等课程，以课程体系建设支撑文科实验教学发展。

变成“机房”的实验室

既然文科实验室在高校科研和教学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为何却总给人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感觉？

谈及文科实验室存在感弱这一现象，牛华勇笑言，记者能找到他仅仅是因为委托的“中间人”恰巧参观过他的实验室，否则“你不一定能找到我”。

“在学校里，学生一般要比老师更知道文科实验室的存在，因为学生可能会在实验室上一些课程，但老师们并不一定关注。”在牛华勇看来，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文科老师“尚未开始关注技术”。

以牛华勇所在的商学院为例，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商学院教师从事的经济、管理类研究通常以统计和计量的方法为基础开展，但现在的经管研究早已超越了这一原有范畴，开始与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一步结合。

“具体而言，当前经济管理学科所做的研究，已经涉及大数据处理技术、计算机编程以及背后的数据库、数据结构处理等一系列计算机技术。”牛华勇直言，这些技术对于很多文科教师来说都是陌生的，这导致他们对于文科实验室的了解处于初级阶段。

对此，某高校文科实验室工作人员刘伟（化名）受访时坦言，他所在的学院，四五十岁正值科研“壮年”的教师群体中，能将文科实验室相关学科问题说清楚的“十个里面不一定有一个”，以至于他在组织某些会议时，甚至都不会通知教龄在10年以上的老师，“因为通知了也没用，他们帮不上什么忙”。

除了学科特性造成的“曲高和寡”外，文科实验室存在感弱也有高校和部门本身的一些原因。

实际上，在建设文科实验室问题上，国家层面是相当慎重的。正如有受访者所说，“目前为止，教育部仅设立了一批文科实验室，其设立过程经过了一番精挑细选。这足以说明国家层面对于这件事还是有着很审慎的思考的”。

然而，某些基层单位对于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却并非如此。

“很多实验室是这样建成的，”刘伟说，“假设学校有某些经费拨下来，但经费本身是具有一定指向性的。于是，校方便会根据主管部门对于建立文科实验室的倡导，在论证时将其写入报告，相关学院再据此组织几个人写申报材料。”

“等这笔钱真的批下来，学院就会购买一些电脑放在那里。至于实验室要做什么，可能本院的老师都不知道。”最终，这些实验室往往会变成供学生学习电脑知识的“机房”。

对于这种“盲目性”，多位受访专家均有所提及。

范英便直言，文科实验室的建设应该规范有序，避免一窝蜂。“文科实验室要解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问题。相较于理工科实验室，这些文科问题往往与经济社会发展贴合得更加紧密。作为新文科建设的形式之一，文科实验室要明确定位在那些适合采用数据、模型、平台、方法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科研、教学的文科领域，体现文工结合的优势。”

早在2020年，青海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研究员包万平就曾在《中国科学报》撰文表示，文科实验室建设要适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研究成果最终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战略支撑。但目前很多大学没有将文科实验室作为大学发展的战略支撑，因此缺乏高水平的实验人员。

“目前，实验室工作人员大多为学历不高的教辅人员，主要负责打扫卫生、管理实验仪器等，并且实验室存在建设经费不足、场地不足、设备仪器不足等诸多缺陷。”他说。

需要考虑的“多重因素”

对于包万平的说法，西部某高校文科实验室主任李林（化名）深有感触。

两年前，李林所在的文科实验室需要更新一些设备。在学校的支持下，他们很顺利地购入了所需的教学软件。但此后，学校却以文科实验室没必要购置太高端的计算机为由，拒绝了他们更新硬件设备的要求。

“我们的计算机已经用了七八年时间，很难支撑新软件的正常运行，导致一些课程无法正常开展。”李林表示，该实验室的一门本科实验课程就是因为系统太过卡顿，其中的一半课时都出现了电脑系统崩溃的情况。

“类似现象在国家级或省级文科实验室中不太多见，但在以教学为主的校级、院级文科实验室中时有发生。”李林说。

经费投入还不是他们遇到的最棘手问题。

不久前，李林所在的学校刚刚完成新一轮的职称评聘。该校200多位文科实验室的一线实验员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实验员只有5人。

“在文科实验室，能评到副高职称就已经到‘天花板’了，再往上走几乎不太可能。”李林说，究其原因，学校对他们的考核方式依然以项目和论文为主，而文科实验室，尤其是以教学为目的的文科实验室更侧重于对本科教学的服务和支撑，其内部人员并不会过多参与科研项目。

因此，“这种‘一刀切’式的考核模式，对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说，难度太大了”。李林说。

那些以科研为主的文科实验室又是否适应目前的考评方式呢？

对此，某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高校对于文科实验室的评价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指标体系，大多沿用了理工科实验室的评价指标，如科研经费到款、国家级项目数量、高水平论文发表等，而这并不和文科实验室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这不难理解。”她说，相比于理工科实验室，文科实验室的研究内容要更贴近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导致很多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发表了什么顶刊论文，而是其实际产生的指导意义。

以北航低碳治理与政策智能实验室为例，该实验室的一项重要研究使命是对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低碳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这背后的价值显然不是一两篇论文所能概括的。

与理工科实验室评价标准不匹配的同时，文科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与针对文科实验室人员个人的评价标准之间也存在一定距离。

范英告诉《中国科学报》，通常情况下，对于文科研究的评价往往侧重于评价个人，毕竟一般的文科研究以“单打独斗”居多，但文科实验室的科研却几乎都是“团队作战”。这种情况下，“一把尺子”肯定不行，如何针对实验室的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评价考核标准，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正是考虑到上述不同的条件和限制因素，有学者在受访时甚至直言，现阶段要形成一个完善的文科实验室评价标准“几乎不太可能”。

该学者表示，当下文科实验室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依然处于全方位布局阶段，但不同实验室的目标定位、用户对象、组织管理存在明显差距。“在此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可能不是奢求一个成熟、合理的评价标准。老老实实地对不同实验室进行层次和性质的划分，使其形成相对清晰的概念才是更加实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