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政治”之间：20世纪国际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非洲政治导论）

非洲研究是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更凸显其重要性和进一步发展的迫切性。国外非洲研究的兴起相对较早且已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兴起历史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借鉴和反思。20世纪英国、非洲和美国这“三地四方”（即英国、非洲大陆、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非洲研究的兴起分别与建立殖民统治、实现非殖民化和冷战国家利益等战略需求密切相关，且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在抓住了各自的发展契机后，“三地四方”的非洲研究在兴起过程中事实上建立起了专业化却又种族化的非洲知识生产主体、带有较强倾向性的非洲知识生产内容和风格迥异的非洲知识生产方法原则。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中国非洲研究应高质量地扩大非洲知识生产主体的规模，创新非洲知识生产的内容范式，迈向国际一流。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兴未艾，政府扶持和学界讨论都日臻密集。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政界、商界以及民众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研究的需求也快速增加。非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然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性和框架性学理共识”尚未完全建立，中国学者的作品能得到国际学界认可仍然不多。从全球范围看，中国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后来者，在理论、方法和成果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英国、美国和非洲大陆是20世纪非洲研究知识生产的三个重镇。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这三地非洲研究初创期的发展契机、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内容和知识生产原则等来归纳经验教训，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吴小安著《区域与国别之间》

一、“非政治”、科学与实用：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非洲研究的兴起

相比于北美和非洲大陆，英国作为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的代表，其非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建立起了包含学会、期刊和少量高校研究机构的基础设施。这一时期英国的非洲研究完全由白人研究者所垄断。他们一方面重视科学知识与方法，主张脱离政治因素的影响，即中立的“非政治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却又极其突出实用性，强调切实为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服务。

在20世纪上半叶，英国建立起了以皇家非洲学会（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又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和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为主要平台的非洲研究体系。1901年，非洲学会（The African Society）在伦敦成立，成为20世纪英国第一个全国性非洲研究学术团体，1935年更名为皇家非洲学会。非洲学会在建立的同年发行期刊《非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1935年更名为《皇家非洲学会杂志》，1945年又更名为《非洲事务》（African Affairs），时至今日依然是非洲研究领域历史最久、影响因子最高的顶尖学术期刊。1916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正式成立，次年开始运行并发行院刊，1938年更名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长期是英国非洲研究重镇。1926年，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正式成立，旨在世界范围内促进非洲语言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并在1928年发行《非洲》杂志（Africa）。该研究所于1945年更名为国际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沿用至今。

《非洲学会杂志》创刊号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平台虽然在原则上对全世界的非洲研究者开放，但事实上英国白人垄断着英帝国范围内的几乎所有非洲研究，其中绝大部分在高校系统之外。二战结束前，英国高校和大学教师在英国非洲研究中的影响力依旧较低；当时非洲研究的主体并非学院派学者，而是与非洲有着直接工作关联的群体，如英国殖民官员、传教士、教师、医生和商人。1945年以前《皇家非洲学会杂志》和《非洲》发表的文章大多来自上述这一群体。在英国非洲研究的领导层面，无论是皇家非洲学会还是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其领导几乎都由殖民官员担任，而非高校学者。例如，皇家非洲学会首任副会长弗雷德里克·谢尔福德（Frederic Shelford）主要在西非从事殖民地铁路建设工作；1907年上任的会长翁斯洛伯爵（Earl of Onslow）曾在殖民部工作多年；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执委会首任主席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曾担任尼日利亚殖民地总督。

翁斯洛伯爵

在研究原则方面，英国的非洲研究在这一时期带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强调其“非政治性”和“科学性”。在“非政治性”方面，英国非洲研究界的领袖们主张抛开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独立于英国政党政治，保持研究的科学性。例如，时任英国殖民部官员、后来的南非殖民地总督悉尼·巴克斯顿（Sydney Buxton）在1901年的皇家非洲学会大会上发言称，“学会是非政治性的，不存在任何党派或个人利益问题，也与个人或政治没有任何关系，欢迎所有对非洲土著种族感兴趣的人参与”。又如，皇家非洲学会第三任会长约翰斯顿（H. H. Johnston）在其1903年的就职演讲中说，“非洲学会本质上应该是非政治的，它应该完全避开英国国内的政党政治，甚至避免带有（英国的）民族偏见……学会应该服务于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利益……学会应该获取并传授对所有种族、所有性别和未来几代人都有用的非洲知识……学会期刊不需要带有陈旧刻板印象的泛泛之谈，当然也不欢迎那些带有强烈宗教或政治偏见的文章”。

悉尼·巴克斯顿

曾担任过印度总督和殖民大臣的学会首任会长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更是直言，非洲学会绝不是某些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官员或商人的宣传工具。在“科学性”方面，英国非洲研究界的领袖们强调以科学方法研究非洲，获取有关非洲的科学知识，既造福英国，也以父权制的居高临下方式带给非洲以文明和进步。例如，在皇家非洲学会创会伊始，首任会长和副会长都明确表示，学会将致力于用最科学准确的方法研究一切与非洲和非洲人民相关的问题，通过收集事实、查验真伪并最终付诸实践；副会长弗雷德里克·谢尔福德更是表示，以科学方式获取有关非洲的科学知识并对英非双方开展教育，不仅可以提升西非当地劳动力的素质，更可以改变英国政府官员、制造商、贸易商和普通百姓对西非的愚昧无知。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执委会首任主席、曾担任尼日利亚殖民地总督的卢加德在1928年研究所期刊创立时指出，研究所将严格遵守科学原则，以科学方法推动非洲的人类学和语言学调研。当然，当时的英国非洲研究学界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帝国父权制种族文明观的影响。例如，皇家非洲学会的多任会长都表达了学会通过研究非洲来拯救非洲的想法；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1901年的皇家非洲学会的演讲表达得更为直白，“如果你努力使用科学……那么你可以帮助这些西非人从13世纪一步跨越到19世纪，而且不用经历你们曾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这是一项宏大的人道主义工程……英国对西非的土著种族负有责任，也有绝佳的设计，更处于绝好的地位来强迫西非土著接受英国的观念。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科学的方式方法和知识”。皇家非洲学会网站在回顾自身历史时，亦承认当年曾存在的父权制、居高临下和种族主义的对非态度。

哈登

事实上，英国非洲研究学界所标榜的“非政治性”更多是指超然于国内政党政治，其“科学性”亦只强调不被殖民官员所干扰而进行科学研究但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英帝国的殖民事业。因此，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实用性”或咨政功能是这一时期英国非洲研究最为显著的特征。无论是皇家非洲学会、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它们在创立之初就毫不讳言其为英帝国殖民事业服务的宗旨。1901年，皇家非洲学会的创会会议记录为我们展示了有趣的一幕：会议的第一项内容并非会长演讲，而是重要人物的两封来信宣读——第一封信来自时任保守党内阁的殖民大臣，第二封信则来自反对党自由党的影子大臣；随后，学会会长在演讲中表达了对两党支持的欢迎以及其独立于政党政治的立场，并致力于将科学方法获得的非洲知识供殖民官员、贸易商和政治家们使用。1928年，卢加德在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创立之初就以执委会主席的身份表示，研究所不能局限于纯粹的科学研究，而要让科学知识与研究与英帝国的实际事务紧密联系起来，将自身的研究成果应用到非洲各民族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殖民地存在的实际问题，回应英国殖民官员、教育者、医疗卫生福利官员、商人的需求；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功能主义范式的开创者、有“民族志之父”之称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也在研究所刊物上撰文表示，该研究所应当以“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为各类殖民利益服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16年成立章程中明确指出，其主要目的是满足帝国实际需求，即培训殖民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军官、商人、传教士、医生和教师，让他们掌握亚非殖民地语言，维系帝国运营。事实上，这三大非洲研究平台本身就包含了大量现任或前任在非洲的殖民官员、商人和军官，尤其是皇家非洲学会与殖民部联系最为紧密。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三大非洲研究平台的殖民实用性仍局限于其自身，那么海利勋爵（Lord Hailey）1938年的《非洲调查报告》（An African Survey）则将其以权威文件的方式确定下来，并将非洲研究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宗旨向英国的非洲研究机构拓展。1938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的支持下，海利勋爵主持出版了长达1 837页的《非洲调研报告》，并在数周内就迅速成为英帝国中央和殖民地官员案头的必读书，甚至“在殖民部办公桌上就像英帝国日历那样常见”。该报告对英国殖民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有力的影响，再次确认了非洲殖民地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即有关非洲的科学研究必须要给殖民官员提供有用的信息，如调查非洲法律概念和土地权利就是为了让它们去适应英国殖民体系的官方法律体系，调查土著人习惯则是为了明确劳工移民的社会经济效果。

海利勋爵

《非洲调研报告》所确立的非洲研究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实用性原则很快从英国本土机构扩展到英属非洲。1938年，在海利勋爵和北罗德西亚总督的强力支持下，英国人类学家戈弗雷·威尔逊（Godfry Wilson）在北罗德西亚殖民地建立罗兹利文斯通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并担任第一任所长，旨在通过实用性研究为殖民统治服务。1948年，以罗兹利文斯通研究所为模板，英国在乌干达殖民地首府坎帕拉建立起东非社会研究所（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由奥黛丽·理查兹（Audrey Richards）担任首任所长。这两所立足于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研究机构都严重依赖殖民政府的资金和行政支持，也都承诺与殖民政府的研究部门尽可能地紧密合作，并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城市化、移民工人、城乡关系、现代—传统关系等殖民地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东非社会研究所更是在阐述其成立目的和功能时明确指出，研究所将代表东非各殖民地政府进行田野调查，在特定地区将特定项目的调研结果交给政府，并与政府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同时，研究所还为新来东非的学者学生提供语言培训或田野培训。正如曾任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亚当·布兰奇（Adam Branch）所言，“这些研究所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内植于（英帝国的）殖民结构中，将殖民地政府视为推动进步性社会变革的机构，并恳求殖民地官员采纳他们的研究成果”。

作为20世纪上半叶非洲研究的最核心和几乎唯一重要的学科，人类学与殖民统治维持着紧密的联系。首先，英国的“间接统治”政策要求殖民官员熟悉当地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本土知识，而人类学被认为是理解殖民地社会的钥匙。正如罗兹利文斯通研究所首任所长威尔逊所言，间接统治要求殖民者展现出“对非洲制度的尊重和精妙利用，而没有人能够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做到这件事”，因此殖民政府需要人类学家来为它们获取科学的非洲本土知识。在这一背景下，英属非洲各殖民地政府一方面邀请训练有素的职业人类学家为其工作，另一方面直接对部分殖民官员进行人类学培训，让后者成为“政府人类学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s）以从事符合政府需求的长期民族志调研。其次，相比于殖民统治对人类学的知识需求，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明显更有求于殖民统治。一方面，人类学极大地受益于殖民事业的扩展，从中获得了田野调查所需的资金、项目、场所和培训，亦以自身成果服务于殖民统治。例如，英国“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不仅向罗兹利文斯通研究所和国际非洲研究所注入资金，还为人类学家在非洲的大型田野调查提供了资助，更设立了新的人类学培训计划，让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甚至职业人类学家在英国大学接受6—12个月人类学的专门指导。当时英国很多著名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和传世佳作都受益于殖民地政府的资助，比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在其《努尔人》一书的序言中坦言，“我对努尔人的研究是应英埃苏丹政府的要求而做的，同样也主要由英埃苏丹政府资助，该书的出版也得到了英埃苏丹政府的慷慨赞助”。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努力游说英国政府，让政府相信人类学对殖民统治的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和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很多人类学家却也受限于殖民统治。没有殖民政府的政治许可和资金支持，人类学家在殖民地寸步难行，公开反对殖民统治更是自断研究之路，因此与殖民政府表面的合作关系是人类学研究得以继续的必要条件。虽然20世纪上半叶的职业人类学家往往认为自己不仅仅是非洲知识的探索者，还是非洲观点的代言人，更拥有一种超然的中立地位——即作为非洲土著居民与殖民官员之间的中间人。但实际上，人类学家很难维持想象中的中立或中间人身份，即便是最具进步思想的人类学家也不得不成为“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Reluctant Imperialist）。简言之，尽管人类学与殖民统治在20世纪上半叶维持着互相需要、彼此助力的关系，但前者作为一个整体对后者更加依赖——人类学受益于、受限于同时服务于殖民统治。

E.E.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二、非洲裔与泛非传统：20世纪上半叶美国非洲研究的初生

20世纪上半叶，非洲研究在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呈现出与英国截然不同的种族结构、内容特征和政治倾向。在种族结构方面，传统黑人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BCUs）的非洲裔学者在二战前成为美国非洲研究的实际主导者；在内容方面，非洲裔学者往往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而非被瓜分的殖民地来研究，同时重视全球非洲裔以及后者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在政治倾向方面，非洲裔学者大多是坚定的黑人民权运动活动家，毫不避讳地参与到美国内外的政治活动中。换言之，非洲裔学者和泛非传统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非洲研究的底色。

与白人学者统治英帝国内的非洲研究相反，在冷战开始前的20世纪上半叶，黑人学者、黑人高校和黑人学术团体事实上主导着当时在美国高度边缘化的非洲研究。由于美国的传统白人大学（Traditionally White Institutions, TWIs）当时甚少问津非洲研究，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和菲斯克大学（Fisk University）等一批主要服务于非洲裔美国人群体的传统黑人大学成为当时美国非洲研究的主要平台。在这些高校中，泛非主义领袖杜波依斯（W.E.B. Du Bois）、“黑人历史之父”卡特·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史学家威廉·汉斯伯里（William Leo Hansberry）、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和政治学家拉尔夫·邦奇（Ralph Bunche）等非洲裔学者通过自身的教学科研工作引领了当时美国非洲研究的方向。同时，卡特·伍德森还在1915年建立了美国黑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并于次年创立《黑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即今天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为此后全球非洲裔相关的研究准备了重要的学术组织和发表平台”。

杜波依斯

在内容方面，与英国非洲研究关注具体的殖民地或部族不同，非洲裔学者在教学和科研中都将非洲大陆和流散全球的非洲裔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注重非洲和非洲裔之间的历史与现实联系。在教学领域，杜波依斯、伍德森和汉斯伯里等人在传统黑人大学内开设了非洲古代文明史、富含非洲元素的世界史、黑人历史和非洲大陆以及大西洋奴隶贸易和解放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较少将非洲大陆割裂开来单独论述非洲某一殖民地，而是侧重大西洋两岸非洲与美洲的密切联系以及全球流散非洲裔的共同命运。在科研领域，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和《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伍德森的《黑人百年移民史》（A Century of Negro Migration）和《我们历史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Our History）以及弗雷泽的《美国的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等著作，都非常关注非洲裔在当代美洲的命运和大西洋两岸非洲裔的历史联系。即便是以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为代表的少量白人非洲研究者也主要关注非洲大陆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历史。例如，赫斯科维茨在其代表作《黑人过去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Negro Past）中指出，非洲裔美国人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残酷压迫而放弃自身的非洲文化，相反他们保留了自身的音乐、艺术、社会结构、家庭生活、宗教乃至语言模式，实现了非洲大陆文化与非洲裔美国人文化的延续与继承。

相较于英国白人非洲研究者对“非政治性”的标榜和事实上为殖民统治提供的实用服务，杜波依斯和伍德森等非洲裔非洲研究者旗帜鲜明地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以黑人民权运动家和泛非主义者的身份参与到美国国内政治和非洲裔国际活动中。以杜波依斯为例，他不仅在学术著作和教学中表达争取种族平等、认同黑人遗产、捍卫黑人权利等观点，更在各类社会政治活动中积极推广自己的观点。在美国国内，杜波依斯在1909年主导创立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并担任宣传研究部门负责人，次年创立了协进会的官方刊物《危机》（The Crisis）并担任主编，让该刊物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发声平台；在国际上，杜波依斯在1900年参与了泛非会议（Pan-African Conference），此后他相继组织了1919年、1921年、1923年和1927年的前四届泛非大会（Pan-African Congress），公开主张殖民统治下非洲各族的民族自决。伍德森则在1926年2月的第二周发起创立了“黑人历史周”（Black History Week），号召人们重视非洲裔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非洲裔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后来“黑人历史周”从1976年开始扩展为“黑人历史月”并得到联邦政府承认。

在20世纪上半叶，以英帝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宗主国的白人学者掌握着非洲研究或者说非洲知识生产的主导权，但大西洋另一侧非洲裔学者研究的存在意味着前者并未达成对非洲知识生产的彻底垄断。无论是英国本土的皇家非洲学会、国际非洲研究所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还是非洲的罗兹利文斯通研究所和东非社会研究所，白人学者都在其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认为非洲是知识生产领域任由白人研究者书写的一张白纸，同时排斥那些非洲人所生产的、与殖民秩序相悖的非洲知识。美国非洲裔学者的规模、方法和组织在这一时期尚与西欧相差甚远，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即便非洲此时处于殖民统治下而罕有非洲本土学者的研究，非洲裔学者仍然可以从非洲之外发出非洲的声音，打破了白人学者对非洲知识生产的绝对垄断。

20世纪上半叶大西洋两岸非洲研究在内容取向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具体的非洲殖民地研究和全球非洲裔研究，也是整个20世纪非洲研究内容的钟摆两端。为满足殖民统治的需要，英帝国的非洲研究者更倾向于以具体的殖民地乃至殖民地下的次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习俗和语言文化，多以非洲地方民族志的形式呈现。美国的非洲裔学者则更多关注全球非洲裔的宏观叙事，强调大西洋两岸非洲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关联。

与此同时，20世纪上半叶大西洋两岸的非洲研究都带有政治议程和强烈的“实用性”咨政导向。部分英帝国非洲研究者虽然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超然于英国国内两党之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中间人身份，但作为“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同样无法摆脱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时代命运。相较之下，美国非洲裔学者毫不掩饰对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通过各种途径和平台强调黑人文化、捍卫黑人权利、争取种族平等、呼吁民族自决、脱离殖民统治，以实现“实用性”的政治目标。

伍德森

三、非殖民化与范式移转：20世纪中期非洲大陆非洲研究的崛起

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中期，随着非洲大陆非殖民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非洲研究不再局限于旧殖民帝国的中心，而是开始向撒哈拉以南非洲转移，在新独立的非洲民族国家成长起来。非洲的非洲研究突破了欧洲殖民宗主国对非洲研究的垄断，不仅改变了欧洲白人学者对非洲研究内容的单方面定义，还发展出了非洲研究知识生产的新方法，进而在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在二战后的殖民统治后期，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为非洲的非洲研究兴起准备了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英国等欧洲殖民宗主国开始在非洲殖民地建立高校等研究机构，作为本土高校的海外附属机构。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在1948年建立了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加纳）和伊巴丹学院（尼日利亚），1949年升格了麦克雷雷学院（乌干达），1961年建立了达累斯萨拉姆学院（坦桑尼亚）；法国则在1957年在法属黑非洲研究所的基础上创建了达喀尔大学（塞内加尔），附属于本土的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另一方面，随着非洲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尤其是1957年加纳的标志性独立和1960年的非洲独立年，非洲各国政治领袖和学术精英开始从宗主国手中接管教育领域的主导权，纷纷建立大学，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也成为非洲大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非洲学者依托本土大学作为平台，开启了非洲研究的非殖民化进程。

今加纳大学（前身为黄金海岸大学学院）校徽

首先，在非洲研究的主体方面，非洲各国在独立前后纷纷对高校这一非洲知识生产的制度平台和教员这一非洲知识生产的主体两方面进行非殖民化改革。如前所述，虽然二战后英法等国已经在非洲建立高校并开展非洲研究，但其很大程度上仍和欧洲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是欧洲发达国家“非洲研究的镜像”，而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则力图改变这一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伊巴丹学院历史系的制度设计和科研教学内容基本完全模仿伦敦大学学院，处于后者的严密控制下而有着强烈的欧洲中心导向，且教员大多为英国白人。1956年，尼日利亚著名历史学家肯尼斯·戴克（Kenneth Dike）出任该校历史系主任并在随后担任该校副校长，开始对包括历史系在内的伊巴丹学院进行非殖民化改革：在人员构成上，戴克引进了包括萨布里·比奥巴库(Saburi Biobaku)、阿德·阿贾伊 (Ade Ajayi)、阿迪埃尔·阿非博 (Adiele Afigbo)和阿严德勒 (E. A. Ayandele) 等一批既接受过完整学术训练又带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倾向的优秀尼日利亚史学家；在学科平台上，戴克不仅将非洲史置于教学大纲的核心位置，还创立了新的学位体系和诸多带有尼日利亚本土特色的历史研究项目；在学术影响力方面，戴克主导创立了尼日利亚历史学会和《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并主持了“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出版。以戴克为代表的尼日利亚“伊巴丹学派”不仅成为本国非洲研究人员的主体，还掌控了本国的非洲知识生产制度平台，从而在当时的国际非洲研究学界发出了迥然不同于前殖民宗主国的非洲声音。

戴克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黄金海岸大学学院（今加纳大学）。该学院在1948年—1949年相继设立具有开创意义的非洲研究教席职位和非洲史教席职位。然而，直到1957年加纳独立前，其关于本校非洲研究的设想都仍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为榜样、以已有的英国殖民地研究为基础，计划建立一个弱势、虚体的非洲中心，主要为校内其他院系提供非洲知识和语言培训，同时进行有限的非洲语言研究。换言之，其本质上仍是殖民主义体系下的非洲研究模式，“非洲”无法被纳入某个单一学科，因此只能处于一个较弱势边缘的跨学科机构中。1957年加纳独立后，在时任总统恩克鲁玛的大力支持下，加纳的大学教育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University Education）力图改变从英国精英高校继承而来的非洲研究模式，以更激进的方式变革非洲研究，建立学科覆盖范围更广、人员组织更复杂、教学—科研联系更密切的大型非洲研究机构，并使之成为新的加纳大学的中心。1961年10月，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成立，下设非洲历史研究、现代非洲国家、非洲语言和非洲音乐艺术等四个部门，研究主题涵盖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哲学、艺术、语言和音乐等多个学科，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起了阿散蒂历史、阿拉伯文献收集、口述历史和本土音乐舞蹈等多个高质量研究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非洲研究所在研究生教育层面设置非洲研究硕士学位和非洲音乐专业文凭，在本科生教学层面负责向加纳大学所有大一新生开设非洲研究必修课，同时还积极参与中学教师的培训。美国非洲史学者珍·奥尔曼（Jean Allmean）认为，作为一个强势跨学科的实体非洲研究机构，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在制度设计、科研项目和教学培养等多方面都重新掌握起知识生产的主导权，成为当时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重要驱动中心，让非洲研究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一时刻非常接近于“摆脱新殖民主义的命运”。

Francis Agbodeka著A History of University of Ghana: Half 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1948-1998)

其次，在非洲研究的内容方面，非洲本土研究机构和人员打破了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单方面定义，提出了更符合非洲需要的研究方向，极大拓展了非洲研究的研究范围和学科视野。恩克鲁玛曾在1961年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的开幕演讲中指出，非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殖民研究”的影响，处在殖民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阴影之下，在研究内容上存在严重局限：非洲史仅仅是帝国史框架下的边缘角色，非洲社会文化研究主要是为了给间接统治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持；非洲语言研究同样服务于欧洲传教士和殖民官员；非洲音乐、舞蹈和雕塑则被直接归类为“原始艺术”；非洲经济研究则大多从欧洲剥削非洲的角度出发。因此，恩克鲁玛呼吁新一代非洲学者重新评估非洲的历史和当下，以非洲视角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具体而言，相较于此前的殖民时期，非洲研究的对象从“部落”（tribe）这一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人类学概念工具转变为民族国家，也就把非洲研究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狭窄领域推广到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艺术学等更多学科领域。以历史学领域为例，在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的共同推动下，非洲学者普遍高度关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古代王国历史、非洲各国人民对殖民主义入侵的反抗、欧洲殖民统治对非洲社会的影响、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根源、非洲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及非洲文明与埃及文明的联系等议题。

再者，在非洲研究的方法层面，非洲学者提出了非洲研究应当利用的新材料和可以使用的新方法。正如恩克鲁玛在1961年的演讲中和戴克在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的导言中所共同指出的，非洲研究需要突破仅仅依赖欧洲书面史料的桎梏，不能像殖民史和帝国史研究那样将非洲史等同于欧洲人在非洲的历史，而是要去更广泛地寻找、编辑、出版和解释其它类型的史料，充分利用非洲丰富的口述传统以及阿拉伯语和豪萨语书面资料，以非洲为中心重新书写非洲历史。例如，以戴克为代表的伊巴丹学派就在他们的著述中积极采用非洲视角研究本国历史，以本国本地区人民为论述中心，开创性地深入运用口述史料；同时，在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建设中，戴克等人非常重视阿拉伯语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将阿拉伯语文稿作为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有力武器和史料源头，“主动参与尼日利亚历史知识生产，为非洲的民族解放和独立提供历史资源和思想武器”。

恩克鲁玛

更为重要的是，与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非洲研究者和下半叶美国非洲研究者所力图打造的所谓能够克服我族中心主义的、“非政治性”的、客观中立的学科定位不同，非洲大陆的政治和学术精英毫不讳言非洲研究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紧密联系以及它应当扮演的政治和社会角色。非洲各国领导人纷纷通过研究许可制度影响非洲研究的方向和话题，对有损本国利益的敌意研究话题会予以拒绝，尤其是那些刻意贬低非洲社会的研究课题，如坦桑尼亚就在20世纪70年代要求所有外国研究者均需获得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许可才能进入坦桑尼亚调研且研究课题要有助于该国发展。在非洲高校中，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吸收大量加纳中学教师进入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要将恩克鲁玛所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精神通过受训的中学老师注入到加纳教育系统中去；同时，非洲研究所还高度重视自身学术成果的通俗化传播，通过教科书、广播和电视等媒介向广大加纳民众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伊巴丹学派同样也为尼日利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中学历史教师，编纂了多套以非洲为中心、肯定非洲历史成就、强调非洲人主观能动性的历史教科书。

因此，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也成为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最为辉煌的30年。虽然第一代非洲史学家大多求学欧美，但他们在研究中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立场，有力驳斥了非洲无历史的欧洲中心论调。此外，他们还培养了一批新生代非洲学者，创立了诸多重要的学术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非洲大学也吸引着众多欧美学者前来学习和研究。例如，英国非洲史先驱之一、《非洲历史》期刊主创人员约翰·费奇（John Fage）在1949年就任职于黄金海岸大学学院，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创立加纳大学的非洲研究所；同样，英国加纳史专家以佛·威尔克斯（Ivor Wilks）1953年离开牛津大学前往黄金海岸大学学院，长期在加纳进行教学和研究；著名英国东非史学家特伦斯·兰杰（Terrence Ranger）和约翰·艾利夫（John Iliffe）20世纪60年代来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参与并领导了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创建。可以说，当时非洲高校在非洲研究领域的声誉足以同欧美顶级高校分庭抗礼。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和非洲国家的衰落导致了非洲高等教育的衰败，很多非洲学者被迫远赴欧美谋职，造成学术人才外流。也有学者指出，第一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有西方教育背景，热衷研究精英政治和历史，容易走精英路线而脱离群众，对20世纪70年代日渐兴起的“新社会史”参与甚少，也是20世纪最后20年非洲本土的非洲研究相对衰落的原因之一。

Ivor Wilks著Asan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a Political Order

四、美国模式和“再殖民化”：20世纪中期美国非洲研究的异军突起

虽然以西欧为中心的传统殖民主义范式的非洲研究从20世纪中期开始逐渐式微，且以非洲为中心的非殖民化的非洲研究日趋崛起，但作为一个整体，西方的非洲研究并未就此衰落，而是从西欧转移到了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在美国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高校非洲研究中心三位一体的全新运作体制的支持下，美国白人学者强有力地主导了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非洲研究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迅猛崛起，而且和非洲的非洲研究一样极大拓展了非洲研究的学科和内容。更为关键的是，这批白人学者还把控了非洲知识生产的内容——即什么样的非洲知识应当被生产、什么样的非洲研究问题应该被提出、什么样的非洲研究具有价值，更树立了所谓“客观中立”的非洲研究准则，但同时又继承了英国的实用性导向；因此，奥尔曼将美国白人学者主导下美国非洲研究的崛起称为非洲研究的“再殖民化”。

与为英帝国殖民事业服务的缘起相似，美国非洲研究在其主流政界—学界的诞生同样源自本国的对外战略需求，但同时也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非洲研究运作体制。在二战期间和此后的冷战初期，由于长期以来非洲知识的严重匮乏和人才的严重短缺，美国的非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仍处于落后状态，仅有20位左右的专职非洲研究学者，无法满足本国非洲地缘政治的知识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美国私人基金会率先向西北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等传统白人大学（Traditionally White Institutions, TWIs）提供了慷慨的资金支持，帮助后者建立起美国首批实体性质的非洲研究中心；随后，1958年《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又在全国范围内为非洲研究中心的全方位崛起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障和法律基础；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的资金最终落实在美国各大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形成美国非洲研究三位一体的发展范式。在具体细节上，美国各大高校的非洲研究中心基本均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非洲研究的体系建设：（1）在非洲语言方面，提供广泛的非洲语言教学、培训和研究；（2）在非洲知识层面，打破学科藩篱，建立起覆盖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地理学的多学科非洲课程体系；（3）在非洲研究层面，资助硕博士的在校学习和田野调查，尤其鼓励学生和学者前往非洲进行长期扎实的在地非洲研究。在这一新的体制范式的推动下，全美的非洲研究中心数量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仅一个迅速增加到1968年的38个，专职的非洲研究学者也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仅20人增加到1968年的1 600余人，实现了迅猛的跨越式发展。

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支持下以高校非洲研究中心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还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非洲研究的发展。1961年，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发布《海特报告》。该报告将包括非洲研究在内的美国地区研究发展模式作为英国的学习榜样，认为该模式可以激发英国地区研究的潜力，如中心可以刺激地区研究的发展、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平衡英国的古典研究和当代研究等。该报告也彻底改变了殖民官员和机构主导下的旧有非洲研究模式，主要由学者组成的英国非洲研究协会取代了皇家非洲学会的地位，伯明翰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阿伯丁大学和约克大学等英国高校新成立的非洲研究中心也极大削弱了非洲语言与文化国际研究所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殖民时代的主导地位。简言之，以1961年《海特报告》为标志，英国非洲研究正式进入美国模式时代。

美国的非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非殖民化浪潮的影响，或者说至少应和了非洲大陆上非洲研究的时代主题。美国的非洲研究在学科内容、人员构成和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都显著区别于英帝国的非洲研究。第一，在学科内容上，美国的非洲研究和非洲一样，都摆脱了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地理学等多个学科拓展，并旨在以非洲为纽带打破旧有的学科分界；同时，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也十分关注非洲古代王国、国族建构和反抗运动等带有非洲民族主义色彩的话题。第二，在人员构成上，美国以高校非洲研究中心为主平台的非洲研究模式将非洲研究从一项殖民事业变成了一项真正的学术事业。非洲研究的主体人员从殖民官员、传教士、殖民地商人和医生等在殖民地工作且和殖民地有重大利益关联的人群变成了相对更纯粹的高校学者。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方法的影响下，以范西纳（Jan Vansina）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也利用口头传说，发展出了一套成体系的理论化的非洲口述史方法，并在非洲古代史的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然而，虽然美国的非洲研究带有一定的非殖民化色彩，但其本质上仍与英国非洲研究一脉相承，尤其是美国白人学者以排他性的方式垄断学术话语、知识生产和资金分配，并打压非洲裔学者及其研究，为美国非洲研究打上了“再殖民化”的烙印。在研究主体方面，虽然专职的高校学者取代了殖民者成为非洲研究的主导群体，但从种族肤色上看，美国白人学者牢牢占据非洲研究的绝对多数，同时还将20世纪上半叶曾发挥主导作用的非洲裔学者群体拒之于主流学术圈外。例如，美国非洲研究协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SA）在1957年创会时，与会的35位学者仅有两位非洲裔学者，剩余全部来自传统白人大学，且学会权力机构也由白人学者掌控，这与二战前非洲研究中非洲裔占多数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同时，美国非洲研究协会、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在研究经费和高校非洲研究中心设立等方面也都严重忽略非洲裔学者和传统黑人大学。

在研究原则和内容方面，美国白人学者与殖民时代的英国同行一样标榜所谓“科学”“客观”“非种族”和“超然”等原则，在非洲研究圈内以种族主义的态度强硬垄断着非洲知识生产的“学术”定义。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对于其高级会员团有着区别于普通会员的严格准入标准，其中一条要求学者及其作品完全不涉及美国国内种族政治且秉承客观中立的立场，而这条规定几乎就是针对成名已久的非洲裔学者及其研究。以非洲研究协会第一任会长赫斯科维茨为代表的美国白人学者、其背后的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决策者都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无法生产科学客观的非洲知识，极力打压带有泛非主义倾向或批评美国国内种族主义的非洲裔研究。例如，赫斯科维茨曾公开指责“黑人历史之父”伍德森和泛非主义领袖杜波依斯缺少学者的客观性，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卡内基基金会拒绝杜波依斯等人的项目申请，其中就包括杜波依斯编纂的《黑人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the Negro）。然而，在以“客观”“中立”等准则排挤非洲裔学者和泛非主义倾向研究的同时，美国白人学者丝毫不拒斥为美国冷战政治利益服务，包括允许联邦政府参与历届年会、为美国对非政策提供资料和研究咨询、写信表态愿服务于中情局和培养公共服务领域的紧缺人才等。因此，虽然美国白人学者标榜超然于欧洲殖民宗主国和非洲独立国家的天然客观中立属性，但其事实上，一方面以此为由打压国内非洲裔学者的泛非主义研究，另一方面又积极为冷战时期美国的海外利益服务。

美国非洲研究在20世纪中期的崛起，一方面源于美国自身对非洲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则大大受益于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和高校非洲研究中心三位一体的运作体制。美国白人学者牢牢把握着非洲研究的主导权，严格定义着非洲研究的内容、方向和边界，主动标榜着所谓“客观中立”的研究原则，但同时又以实用性为导向为美国冷战利益服务。美国非洲研究的崛起固然迅猛且全面，但白人主导、白人定义和美国例外的情况也让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遭遇了一场巨大动荡和分裂。美国非洲研究学界为了应对上述情况，从1971年开始启动改革进程。非洲研究协会首先对其组织制度进行改革；此后，美国高校、私人基金会、联邦政府机构和学术共同体都加入了变革进程，积极促进政治参与，纠正资源分配不公，主动调整族裔结构，吸纳新的研究范式。应该说，这些改革和纠偏帮助美国非洲研究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走向了包容、开放和多元，形成了美国非洲研究界的繁荣局面。

本文作者译《加纳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史：1982-2008》

五、对中国的非洲研究的启示

本文对20世纪英国、非洲和美国这“三地四方”（即英国白人、非洲人、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的非洲研究兴起历史进行了考察，并从发展契机、知识生产主体、知识生产内容和知识生产原则四个方面归纳总结上述三地非洲研究的学术特点和政治背景。概括而言，20世纪英国、非洲和美国的非洲研究的迅速崛起分别与建立殖民统治、实现非殖民化和冷战国家利益等战略需求密切相关，且在一定时期内政府资金予以大力支持。它们非洲研究的兴起阶段都伴随着迅速增加的非洲研究学术组织、高校非洲研究中心和非洲研究期刊，从而为研究者的职业发展、学术发表、知识共享和互动交流提供了充分的舞台。

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不断深入拓展以及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企业、高校和个人都对非洲产生了更为迫切的知识需求，也逐渐开始有更多资源投入非洲研究。中国非洲学界应抓住机遇着眼于知识生产主体的扩大，尤其是个人层面非洲研究学者基数的增加和制度层面非洲研究平台的完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西亚非洲》和《非洲研究》等学术刊物、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非洲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都已逐步建立或日趋成熟，为我国非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平台。

李新烽主编《中国非洲研究年鉴2020》

但是，我国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主体仍有待进一步扩大。第一，学者人数仍相对有限，整体力量薄弱。以非洲史研究会年会为例，其会员有330余人，年会参会人数维持在100人左右；而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年会则有2 000人参会，且其会员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接近2 000人。第二，学术发表平台有限。除了《西亚非洲》和《非洲研究》已成为CSSCI来源期刊和集刊外，国内鲜有非洲研究刊物得到现有评价体系认可。第三，基础学科发展薄弱。目前，虽然中国非洲研究学者分布的学科比较多元，但是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水平与国际非洲研究学界仍有差距；而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中，很多学者热衷从事中非关系研究而非基础性非洲研究，因此可能造成非洲研究的“自我边缘化”，即中非关系研究挤占过多非洲研究的学术资源。中国的非洲研究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在人类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三个学科的人才培养。

《西亚非洲》创刊号

中国的非洲研究也需吸纳并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20世纪的国际非洲研究学界呈现出三种主要研究范式，即英美白人学者代表的“非洲主义范式”（Africanist paradigm, 注重对非洲国别研究）、非洲本土学者代表的“非洲大陆范式”(continental paradigm)和北美非洲裔学者为代表的“跨大陆范式”(transcontinental paradigm)。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白人学者倾向于生产具体部族或殖民地的实用性非洲知识，而大洋对岸的美国黑人学者则从泛非主义出发强调将非洲大陆和流散非洲裔视为命运共同体，注重非洲和非洲裔之间的联系。20世纪中期美国白人学者继承了先前英国同行的内容偏好，针对新独立后的非洲具体国家进行知识生产，而非洲独立前后的本土学者则秉持反殖和民族主义立场，坚持从非洲观察非洲。中国学者李安山最近撰文指出上述三种范式遭遇的挑战，建议尝试“全球非洲研究范式”，并从人员分布、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和学术共同体四个维度指出实践新范式的学术基础。全球非洲研究范式有赖于全世界学者的合作，中国非洲学界虽然在短期内难以成为非洲研究知识生产的中心，但是能够在其中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学者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研究方面也有独特优势。21世纪以来，中非合作卓有成效。大批在非洲的中国企业和移民的经营活动以及中国参与建设的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非洲在世界中的新定位。中非交往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是非洲国家在殖民经验中以及它们独立后与西方国家交往中所没有的。这些中国的企业、移民和基础设施可以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的天然切入口，并借此去探究其背后更为广阔的非洲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

在知识生产的方法层面，中国非洲研究既要坚持科学客观的评价标准，又要警惕不落入“本国例外论”的窠臼，同时肩负起非洲研究非殖民化的历史使命。英美非在20世纪中期所确立的关于非洲研究的一般性学术标准——即长期深入的非洲田野调查、基于非洲的可靠一手资料和各学科严谨科学的理论方法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中国非洲学者往往习惯于编年史式的全景研究，以一手资料和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精深个案研究亟待加强。中国的非洲研究者在20世纪受条件限制，难以深入非洲调研获取一手资料，但这一桎梏正逐渐得到解决，因此新一代中国非洲研究者应当树立更接近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标准。同时，我们在进行非洲知识生产时更应警惕英美一系相承的“本国例外论”，不将其发展为“中国例外论”。中国学者应当以深入扎实的学术作品与国际学者对话交流，参与国际学界非洲研究的知识生产。

（作者：刘少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许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注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来源：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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