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后，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机会在哪里？专家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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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两会之后，该如何通过投融资规划有效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哪些领域将迎来投资机会？本期最in长三角将跟大家聊聊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投资机会。

本期嘉宾：

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赵永超

北京荣邦瑞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财政部PPP专家库专家 彭松

《国际金融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释放了哪些信号？首次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您对此怎么看？

赵永超：报告总体偏克制，基调是稳健的。不设立GDP的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疫情比较难判断形势，疫情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消费、出口两个方面较难预测判断；另一方面，从拟发行的专项债和特别国债金额看，实际上并不是强刺激“动作”，更多是保民生、稳定“基本盘”，综合来看，政策意图以稳妥稳定为主。

疫情棋到中盘，我们看本次的政府给出的“政策包”偏中短期，更像一个尚无定论、应对短期冲击的政策组合。

此外，“稳定”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应该是今年全部工作的核心。不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相关发展指标以持平为主，不会推动太大规模改革。所谓的“稳”，我们觉得就是“看”，敌不动我不动，先做好内部的事情为主。

《国际金融报》：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政策包”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赵永超：我觉得是技术层面和战略层面的差异。国家运作体系稳定被放到突出位置，养老金足额发放、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是战略性任务。

具体来讲，“六保”“六稳”应该是各级政府工作的核心，尤其是近期。其次，可以围绕“六保”“六稳”推动各项改革和创新工具。三是更加强调经济产业投资的“精准性”“有效性”，城镇建设投资的“托底性”和“补短板”。这将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启动县城公共设施建设、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人民的基础消费能力。可以说，我国为全面复兴准备了“弹药库”和“工具箱”。

《国际金融报》：我国为疫情做的准备，后续主要着力哪些方面的变革？

赵永超：疫情常态化要做一至两年的打算，要为后续我国伟大复兴储备更多基础性、引领性、战略性的条件，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建设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中共中央、国务院4月印发推动全要素改革的文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更是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七大要素；核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所有权、价格机制、交易机制、风险机制和利益机制的问题。

这里着重讲一下，好改的已经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比如劳动要素改革涉及社会保障机制和服务业定价机制两大核心问题；资本要素改革涉及我国财政金融体制和国际资本盘活的问题；土地改革涉及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多规合一”、土地财政等复杂问题；知识技术改革涉及我国知识产权、创新技术转化转移、国际创新要素集聚问题等，有的不是单纯推动市场化、推动数字化就可以解决的，亟需不断深化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操作体系，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

其次，建设“新基建”、新消费、新开放体系。“新基建”与“旧基建”的不同是主导力量和政府角色的不同。从“新基建”的参与主体看，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分类，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包括大型国企和中大型民企，新技术基础设施则主要是民营企业，综合来看，民营经济在基础设施中占较大比重；融合基础设施则更多涉及政府与国企资源；创新基础设施相对涉及企业、高校、创新机构等社会资源较多。综合来看，就与传统基建有很大的区别。

从投资周期看，创新基础设施回报期最长，信息基础设施次之，融合基础设施则相对较短。同时，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多为头部企业，金融资源需求相对不大。因此，金融资源应该更多聚焦于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加强金融支持，引导政府释放公共数据资源，吸引社会市场资本建设融合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交易机制，引导金融要素平衡创新基础设施的风险收益机制。

新消费方面，国外经贸形势变化，倒逼改革启动国内消费市场。我国之前有三次内需加码的举措，分别是1998年、2008年和2014年三次，几乎都与外部危机相对应。

但是，本次与过往均不同。一是基础已经大不一样，目前我国消费占GDP接近60%，已经是我国经济第一大马车，而1997、2008年分别是42.3%和44.2%，2014年也不到50%。

二是数字消费的场景也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数字消费场景深深和手机移动端绑定。例如本次提到的步行街改造，可以设想，其将会和数字场景深度融合。

三是消费主体不一样。消费两极化趋势很明显，一边是“后浪”的新消费，另一边是大健康行业，这两大行业同时都是向数字化转型，头部效益、品牌效益会与过往完全不同。网红店、网红品牌一票难求、一座难求；80%的长尾企业可能无法存活。这对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数据挖潜能力、品牌运作能力、风险补偿能力都提出更高要求，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专业服务机构重塑。

新开放也不同于过往开放的模式，首次提到“高质量”。之前我们谈开放，更多是加工贸易、大型基建项目、国际代工和服务外包，未来我们的国际化，应该是更加以主动和开放姿态重塑全球生活方式和场景，向国外输出数字“新基建”、数字化的新消费。

第三，建设创新型体系和创新型国家。我国正编制15年科技发展规划，5月18日科技部发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可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有点类似于美国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让法》，对我国科创产业发展有深远影响。

我国科研现状是“大而不强”，论文多、政府支持科研转化率低、企业研发投入增长乏力。我们在全国各地做了大量有关科创产业发展的研究，发现目前所谓“轻创新”（对研发设备和试验场景的要求较低）已不是瓶颈，绝大部分都可通过市场化解决。

现在的“卡脖子”问题主要集中在几方面：一是非硬核的“重创新”，需要对研发设备高投入、研发人员高投入和试验场景高投入，这些需要解决；二是科创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空间，风险代偿机制、利益驱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特别是风险投资产业，需要大量的懂产业、懂金融、懂科技、具备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毫无疑问，科创产业的风投圈子和现在的风投圈子不是一个类型的。

目前，针对科创产业的需求端，国家已经推动大量创新，包括科研人员所有权、知识产权创新、科创板注册制等，但供给端问题还需要重视解决。

《国际金融报》：两会之后，地方投融资的资金来源和发展趋势是什么？

彭松：今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异常艰难的一年，新冠疫情使得第一季度GDP首次出现负增长，各地财政收入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与此同时，各地在抗疫和保民生方面的支出却不断增加。两方面叠加，必然导致地方财力进一步萎缩。

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将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是开源，从资金来源来说，将呈现“远水解近渴”的特点。这里的“远水”，既有距离层面，也有时间层面。距离层面，在大多数地方自身财力难以有效提高的情况下，需要从外部引入资金，如中央的专项资金、转移支付、特别国债等，也包括通过PPP、授权开发等方式从社会资本方和金融机构引来的资金。时间层面，就是要把以后的钱用到现在，方式包括专项债、基金收入、REITs等。

二是增效，就是要加大有效投资。所谓的有效投资，我理解是有带动效应的投资。比如这次两会报告中提到的“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就是典型的代表。在此基调下，只要是有带动效应的投资项目，都应该得到支持，包括传统基础设施和乡村振兴等领域。

《国际金融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为最近的高频词汇，那么“新基建”将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彭松：“新基建”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词，算上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已在国家级层面的会议和文件上出现过不下十次了。

“新基建”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两大领域：

一是国土空间规划修编、土地利用指标的权利下放、集体土地改革等综合作用下，带来以城市群为发展核心的城镇化“下半程”投资机会，二线城市的崛起；二是“新基建”与传统基建融合带来的城市化发展的新模式。“新基建”并不完全是独立存在的，要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形态相融合，将带来全新的硬件形态和服务形式，进而带来城市形态的全面升级。同时，两者还存在叠加共振效应。

但需要提醒的是，“新基建”目前的盈利模式不清晰，而且经济效益要通过前期大量的投入和运营，才能在后端或者产业生态体系中逐步展现，不适合短线投资或者缺乏运营能力的投资者。

《国际金融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如何通过投融资规划有效落实区域发展战略？

彭松：“落实”战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投融资规划十分必要。

投融资规划的本质，是系统工程方法在城市投融资领域的应用，其核心功能是在顶层设计层面对投融资的计划安排、资源匹配、机制设计等工作进行统筹谋划，用资金的横向串联打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隔阂。

因此，从投融资规划角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落实。

首先，可以建立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资源补偿机制，促进先进城市带动后进城市的发展机制。

其次，可以制定资金的动态平衡机制，确保项目的投入产出，可持续发展。

最后，可以设计多方共赢的政企合作机制，有效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区域协调发展。

《国际金融报》：目前，长三角城市的“十四五规划”的制度进度如何？大家普遍关注哪些问题？

赵永超：长三角区域的“十四五规划”，总体上还处于思路性研究的进度，但已呈现了几个基本的特征：一是高度重视科创产业；二是高度重视区域协同；三是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目前来看，产业同质化、招商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交通一体化短期内仍旧是核心，特别是小区域的联通。值得关注的是，产业规划缺少对产业环境的重视，自主创新权责应适当放开，或者国家给的创新示范试点并没有形成好的机制性成果，比如普惠金融试点等。

《国际金融报》：长三角规划与其他地区规划有什么不同？

赵永超：首先，长三角各地在制度规划发展的过程中都进入“无人区”，即各地都不同程度的面临发展瓶颈的问题，而要突破瓶颈，都需要进行创新型探索，很多领域的创新可谓“前无古人”。

其次，区域竞合关系更加突出，特别是竞争关系，这与上面提到的产业同质化高度相关。从长远角度看，可以将这种“同质化”理解为一体化早期阶段的特点，因为内部还没有完成区域一体化，各自功能定位还不清晰，需要不断探索进而形成区域产业优势。我们相信，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将会按照这个规律演进。

最后，土地资源相对有限，提高经济密度的考虑更加迫切。从表面看，长三角土地开发密度较大，但根据我们的详细梳理和调研，很多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益实际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土地的高效使用是下一步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记者 魏来

编辑 潘晟

来源：新华号 长三角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