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克难 浴火重生

——国企国资5年改革掠影

文 · 国资报告记者 刘青山

2017年8月，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印发两周年。

在中国国企改革史上，这份文件有着划时代意义，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体系基本成型——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总纲。

五年前，正在改写历史的《指导意见》就已开始酝酿。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企改革，始终把国企改革放到重要位置，并设计了一条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的全新改革道路。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其内在逻辑是“变与不变”。

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承包，到国企脱困时期的抓大放小、战略性调整，再到国资委成立后的政资分开、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30多年国企改革之路，能变的是有利于增强国企活力的体制机制；不能变的，是“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有利于”标准、“六个力量”历史定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尽快在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这是新时期国企改革“攻坚战”的冲锋号，是向30多年来尚未被攻克的急流险滩、铜墙铁壁、荆棘硬骨的宣战。

作为中国经济的可靠保障、战略先锋和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坚持将改革进行到底，砥砺前行、久久为功，奏响了不平凡五年的最强音。

五年过去，这场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五年来，国企改革组织领导体系全面建立，“1 N”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包括带有“四梁八柱”性质、支撑国企改革总体框架的重要政策；带有“定点爆破”性质、力求攻坚克难的专项政策；带有工作推动性质、指导部署落实的工作计划等。十项改革试点梯次展开，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布局结构继续调整，国有资产监管有效强化，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呈现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纷呈、成效显现的良好局面。

五年来，国有企业规模实力显著增强，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成效明显，创新发展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化经营迈出坚实步伐。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止住了持续下滑的不利局面。2017年上半年，国资监管系统企业的营收、利润均创近年同期最好水平。据统计，2013—2016年央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平均为107%。

五年来，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国企党建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补课”、“清欠”任务初步完成，国企党的建设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这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国企国资系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实践也再次证明，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稳中求进新阶段，国有企业始终是引领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改革中坚和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督战，国企改革攻坚高举旗帜、系统谋划、整体推进、试点先行

经过30多年改革，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怎么办？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思改革”。

李克强总理也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蹚”。

国企改革关乎13亿人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划定红线：国企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钟吕既奏，瓦釜息声。五年来，国企改革高举旗帜，得到了社会舆论前所未有的关注、支持。自上而下，一批符合时代要求的国企改革理论成果次第涌现。

有了啃骨头、涉险滩的勇气，还远远不够。新一轮国企改革，还要有弹钢琴的本领。

国企改革是系统工程，既包括完善国资管理体制、深化国企改革，也包括国有资产布局结构调整，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乃至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涉及到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等多个相关部门。

要想弹好钢琴，这些“手指”不仅都要动，还要配合起来。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审议通过多个重要文件，组织多次专项督查，直接推动相关改革的落地见效。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成立了马凯副总理、王勇国务委员担任组长和副组长的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国资委。先后召开21次全体会议和若干次专题会议，统筹研究和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难点问题，加强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和指导把关。

各部委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发改委与国资委共同牵头；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和两类公司试点是财政部与国资委共同牵头。

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全部中央企业都成立了国企改革领导机构。几乎所有央企和多个省市的行政一把手担任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比如辽宁省长陈求发、河南省长陈润儿；一些省市由省委常委或者副省长兼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比如湖南省委常委张剑飞、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文件的制定工作，组织研究审议相关文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指导意见》。此后，在多部门的配合下，国企改革形成了以《指导意见》为统领、以若干文件为配套的国企改革“1 N”政策体系，中央各部门又出台了110件配套文件，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出台落地文件837件。

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三大体系基本形成：一是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国有企业，形成了以基础论和力量论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理论。二是问题导向、顶层引领的国企改革政策体系，即“1 N”文件体系。三是试点先行、层层落地的国企改革组织推进体系。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无论哪家单位，哪个地方，主要负责人对国企改革抓和不抓不一样，虚抓和实抓也不一样。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多次深入调研，走访地既包括国资委的多家改革试点单位，也包括豫鲁粤赣湘辽闽等省份。他们一方面传达中央指示，一方面倾听基层感受，确保改革在正确轨道上行进，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让好的做法能够推广。

几年来，作为第一批“摸着石头过河”的勇者，国务院国资委确立的“十项改革试点单位”冲锋在前，战果丰硕。

2014年，新兴际华被国务院国资委确定为董事会职权试点单位后，实现了央企董事会聘任总经理，成为国企改革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其后，新兴际华二级公司、三级企业董事会层层落实，2016年10月，已完成全部二级公司的经理层市场化选聘。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了90%三、四级企业经理层成员的市场化选聘。

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单位，国投公司分批分类向二级公司授权。作为第一家授权试点单位，国投电力董事会得到了70多项授权。

国投电力董事长胡刚说，现在投资决策效率明显提高。“以前流程要走一个月，现在我们的决策团队可以24小时待命。”

2016年，18家试点央企利润同比增长33.2%；今年前5个月同比增长21.1%，均高于中央企业同期水平。

在地方，235项试点次第展开；在央企不同层级，试点到处开花。

“改革试点探索积累了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国有企业活力生机得到了充分激发”。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改革办主任彭华岗表示。

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进一步融合，国企活力、竞争力不断增强

“我们不揣冒昧，大胆向你们要权。”

1984年3月，由福建55名厂长联名的一封信，为当时“五花大绑”的国企争取到了松绑的机会，也开启了国企与市场的融合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也是国企改革所要完成的根本使命”。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说。

对于这三十多年的融合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但是，距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实显然还有一定差距。

这几年，煤炭价格持续低迷，煤炭企业生存艰难。黑龙江的龙煤集团处境尤为令人关注：五千万吨煤炭产能，二十多万职工，一度要依靠政府输血才能发工资，龙煤岌岌可危。

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支持下，龙煤集团近两年进行了10个方面36项改革。今年1-5月，龙煤盈利8.1亿元，6月份已实现现金流平衡，50%以上的煤矿已经扭亏。

龙煤改革内容很多，实质无非四个字，“融入市场”。

对于龙煤这样的竞争性领域企业来说，市场化是一剂良药。但是，良药不是神药，有的企业吃不得。

比如地铁公司、水务公司等企业，肩负独特使命，先天就是“旱鸭子”，不适宜在市场风浪中把旗弄潮。

究竟哪些企业是市场的绝缘体，哪些又是良导体？

国企分类的概念，始于上世纪末。倡议者人大教授张宇认为，把国企分为竞争类和非竞争类，能够解决国企融入市场的难题。许多发达国家也是这么做的。

作为国企改革高地，上海再次引领风潮：

2013年12月，“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正式发布，上海市属国企被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

此后，29家省级国资委分类方案相继出台。

地阔万里，企业百千，分类没有一定之规。或两分法、或三分法，由出资人自行决定，也可增益——广东原是准公共性、竞争性两类，近期又增加了金控类。

国务院国资委把中央企业分为三类：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商业一类，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二类，公益类。

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创新之举，国企分类结束了一把尺子量大家的窘境，提升了监管的科学化水平。

“考核地铁、巴士这样的企业，社会效益权重不低于80%，经济效益不高于20%；考核竞争类企业，经济效益权重占90%以上，兼顾社会效益，并全面推行经济增加值考核。”深圳国资委副主任胡国斌说，深圳基本实现了一企一策的考核方式。

分类也为国企公司制改革和混改打好了基础。比如浙江国资委提出，功能类国企混改要保持国有控股地位；竞争类企业国有股份不设下限。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基础设施、重要自然资源等行业央企，不妨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竞争领域央企均应实行公司化治理，推进产权多元化”。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上世纪90年初启动公司制改革以来，全国国企公司制改制面已达90%。

但是，由于改制成本高，耗时长，这项改革并不彻底——目前，仍有69家央企、3200户子企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涉及资产13万亿元。

以问题为导向，2017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方案》明确提到，将央企改制提供“划拨土地处置”、“税收优惠支持”、“工商变更登记”、“资质资格承继”四方面政策支持。

随即，国务院国资委向社会公开表示，央企将在年底前全面进入公司制时代。

翻牌容易变身难。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局长白英姿说，公司制改制的核心内容是要“转换体制机制”。规范化董事会建立并有效运行，被认为是国企机制转换成功的重要标志。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一直重视董事会的建设工作。目前，已有85家央企建立董事会，外部董事人才库增加到417人，专职外部董事增加到33人。

中央企业二级国有独资、全资企业中，共有49.8%建立了董事会。各省（区、市）国资委所监管一级企业中有92%已经建立了董事会。

新一轮改革中，各级国资委积极开展了董事会职权改革，选人用人、参与决策，董事会作用进一步落实。

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由董事会市场化选聘和管理的经理层成员约占5.1%。省级国资委单位所出资企业及下属企业中，通过市场化选聘并管理的经理层人员占14%。

新兴际华董事会不仅选聘总经理，还多次否决经理层提交的投资议案，避免投资风险10多亿元。

在有些国企，董事长也成了改革对象。

今年年初，山西国资委与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签订责任书。如果后者不能完成“三年主业收入分别增长30%、30%、20%，利润三年连增增长25%”的目标，将主动辞职。

“不跳起来摘桃子，目标难以实现。”李秋喜说，他失去了铁饭碗，拿回了自主权。

按照约定，山西省国资委向汾酒集团下放人事权、投资计划等八项实权。原由省国资委聘用的经理层考核不合格，也可解聘。

今年上半年，汾酒集团酒类收入37.19亿元，同比增38.95%；实现利润总额8.7亿元，同比增长95.13%；其中酒类利润9.59亿元，同比增长79.13%。

“改革让汾酒集团以新的姿态参与市场竞争”，对于未来，李秋喜信心十足。

多年来，在有些国企，无论市场风雨飘摇，“员工能进不能出，工资能增不能减，经营管理者能上不能下”的现象始终存在，严重制约企业竞争力水平。

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一大批企业在破除这一障碍方面做了勇敢尝试。

中化集团这两年加强对全体员工考核，对考核结果不胜任及违背公司价值观的员工，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淘汰。近两年淘汰员工近2000人。

2013年以来，东北制药对连续两年考核倒数前五的“一把手”自然淘汰，目前已淘汰18人，15名80后干部走上各分子公司一把手岗位。

东北制药董事长魏海军说，改革提升了企业活力。2016年，东北制药扭亏为盈，今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增长20%。

改到深处是产权。新一轮国企改革中，混改被视为改革突破口，备受瞩目。

混改并非新生事物。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混改进入了全新阶段——新在手段更多，新在更加规范，新在“稳妥”二字。

稳妥体现在改革对象的选择上。

“宜混则混，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混改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并非一混就灵，也并不是国企改革的唯一路径。

稳妥体现在改革手段的公开透明上。

“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这是党中央划定的红线，不容触碰。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黄群慧认为，上市是实现公开公平混改的最优途径。实践中，多地把上市作为混改的重要手段。

比如，2014年以来，江苏银行等13户国有企业相继首发上市或重组上市，吸引社会资本459亿元，资产增值1030亿元。

最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8月的联通混改。

此次混改中，联通上市公司拿出780亿元资产，引进了包括腾讯、阿里在内的战略投资者，联通集团持股比例下降到 36.67%。同时，A股公司将向核心员工首期授予不超过约8.48亿股限制性股票。

此次联通混改的体量之大、让渡股权的比例之高，引入互联网企业之多，以及员工持股等改革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也是混改常用的手段之一。

比如，2016年8月，辽宁集中挂牌出让省交投集团、省水资源集团等7家企业20%的股权，出让资金将用于弥补辽宁省社会养老金的不足。

有的地方多种办法同时推进。

江西探索了合资新设、增资扩股、重组控股民营企业、参股民营企业和股改上市等5种途径，“打造了省建工集团、中国瑞林、江盐集团、旅游集团和招标咨询集团等混改样本”，江西省副省长李贻煌说，江西省属国企整体混改率已达到71.3%。

国务院国资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五年来，中央企业及下属企业共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1995项。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68.9%，较2012年增加3.23个百分点。

在混改过程中，不少企业同步探索了员工持股改革。

宝钢的欧冶云商混改时，有126名核心骨干员工持股合计5%。欧冶云商高级副总裁金文海就是持股员工之一。包括他在内的高管们现在选择联合办公，以节约办公成本。金文海说，“我们会更认真地对待每一分支出”。

“国企管理者是国家委派的虚拟出资人，混改和员工持股能解决出资人真正到位问题”，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说，出资人到位后，“你拿他一根烧火棍，他也会和你急”。

实践证明，混改尤其是加上员工持股之后，企业变化非常大。

湖北蓝天盐化公司引进广东盐业集团等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员工持股后，改革当年一举扭亏为盈。

中粮集团有四家企业探索员工持股。“过去早九晚五，现在早五晚九”，一位持股员工说，员工持股的“金手铐”留住了人才，激发了活力。

国企改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资本布局更加合理，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变化，给习惯了与时间赛跑的中国人带来了不小冲击。在这一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了经济工作主线，国企成为了主战场。

对此，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实践中，国企国资系统以国企改革推动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高国资运行效率，为中国更好适应经济新常态提供强大动力。

这些变化中，最直观的莫过于企业数量增减。

截至2017年8月底，已有18组34家中央企业重组整合，国务院国资委监管央企调整至98家。全国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开展的重组整合为135项。

手段上，既包括“横向联合”催生规模效应；也包括“纵向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还采取“吸收合并”完善业务结构。

增减之间，国资委的态度是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根据行业发展、产业发展、企业自身发展需求进行调整，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重心，不设数量目标。“不仅追求物理变化，更加注重化学反应”。通过重组，使中央企业战略定位更准确，功能作用更有效发挥，中央企业整体结构更趋合理，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更好提升，加快打造形成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中，自由牵手、重组升级的新企业从亏损变盈利，从相杀到相爱，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话语权、影响力不断增强。

以中国宝武为例，重组前，两家企业合计亏损上百亿元，重组后开展184项业务对接，削减产能近千万吨。今年上半年收入为2204亿元，同比增长61%，利润86.6亿元，同比增长100%。

经济指标固然重要，但有些整合的意义远在经济之外。

国家电投董事长王炳华说，之前国家核电有先进技术，中电投集团有资金和项目，但是两家企业都有短板。“两家企业重组实际上是国家用最快捷、最经济的方式，打通了三代核电自主化技术路线产业链”。

2016年，北京市属国企金隅集团与河北省属的冀东集团实施战略重组。重组后，金隅股份将持有冀东集团55%的股权，水泥熟料产能将超过1.1亿吨，跻身全国前三甲。

北京市副市长阴和俊表示，这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方向十分准确”的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不少企业主动退出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

2015年，中旅集团将总资产和收入占比达到26.7%、47.3%的唐山国丰钢铁划转给河北省国资委。“用资产、营业收入下降的小震化解了钢铁市场下行产生巨额亏损并成为僵尸企业的巨大风险”，中旅集团董事长张学武说。

2016年，国投整体退出煤炭业务，涉及员工接近四万人、资产五百亿元、煤炭产能近3500万吨。

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的诚通集团，与中国国新、中煤集团、神华集团共同出资组建国源煤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搭建起了中央企业煤炭资产整合平台，共涉及26家央企煤矿资产1500亿元。

2016年，全国国资系统共退出钢铁产能4230万吨，占全国退出产能的80.8%；共退出煤炭产能20629万吨，占全国退出产能的71.1%。

有退有进，国企把更多国有资本集中到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方向。

“国投的投资以‘命脉’、‘民生’领域为重点”，国投公司董事长王会生说，国投发起设立了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等40余支基金，可引导5000亿左右社会资本进入前瞻性战略性产业。

据统计，目前国有资本在军工、电信、民航、能源等领域占比达90%以上。

五年来，国企响应号召，在改革中去杠杆。今年上半年，央企平均负债率66.6%，较年初继续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轻装前行，各级国企还做了如下减法：

一是积极开展“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工作。仅央企2016年就减少法人5744户，共减少人工成本267.78 亿元，减少管理费用101.5 亿元。中央企业管理链条有效缩短。

二是清理退出“僵尸企业”。2016年，全国国资委系统共清理退出“僵尸企业”4977户，涉及资产4119.9亿元，分流安置职工人数30.7万人。

中铝公司董事长葛红林介绍说，中铝顶住多方压力，在退出过剩产能的同时，超额完成国资委下达的“治僵脱困”任务。仅此一项，就同比增利超过10亿元。

三是积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还有一部分国企承担着“三供一业”职能，管理着部分医院、学校等。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副总经理石德岭说，通过移交“三供一业”、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能切实减轻国有企业负担，集中资源做主营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2016年10月起，华北石油管理局向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移交了家属区供电设施，涉及沧州、保定２个市区，任丘、河间、辛集、晋州、深泽等５个县（市），约7.4万人。

江西已完成省属国企1027个社区的移交，移交人员76.6万人。“谁监管谁负责移交”、“企业在哪里，哪里负责接收”，将企业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彻底属地化。对此，国务院副总理马凯给予了充分肯定。

浙江将部分改制企业主办的职业院校、职工医院等资产，以划转或作价投入等方式，分别组建了省职业教育集团、省医疗健康集团，既减轻了企业包袱，又培育了新的增长点。

截至2016年底，“三供一业”移交已完成1/3，预计2017年底将达70%。

瘦身才能健体。未来发展路上，国企的脚步将会更加矫健。

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继续完善，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事关全局，任务艰巨。各级国资委尤其是国务院国资委身当要冲，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改革对象之一，是关系全局的一个要点。

国资委成立后，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国企做强做优做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实践中也存在国资委管得过多过细和管得不到位的现象，所以中央要求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完善的方向，是从“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转变。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该方案，取消、下放、授权43项国资监管事项。

方案提出，今后国资委不再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延伸到央企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企业集团；经理层成员选聘、业绩考核、薪酬管理以及职工工资总额审批等事项授权给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提出，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立足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不折不扣推进职能转变，努力把国资委打造成为职责定位更准、运行效率更高、监管效果更好、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国资监管机构，更好地服务于中央企业改革发展。

“国资委自身的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该管的坚决去掉”，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

地方的改革决心同样坚定。

福建省副省长周联清说，2016年福建共取消32项出资人审批审核事项，做到了“清单之外无审批，主业投资事项全部由企业自主决策，有效激发企业活力”。

山东省明确要求，将国资委配合承担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信访稳定等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也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的平台，在国资体制完善过程中尤其是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中扮演重要角色。

当前，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达到10家，26个地方国资委改组组建了72家投资运营公司。

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的国新公司为例，其以金融业务、股权投资、股权变现和资产重组整合为资本运作途径，不追求对实体产业和实体企业的控制；在管资本的原则下有效履行出资人职责，不与所出资企业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

再比如，粤海控股作为广东的国有资本公司试点单位，对于具有潜力的项目，前期收益未达到上市公司要求时，由总部专业平台进行孵化，业务成熟后注入上市公司。近年来，该企业已经通过这种模式培育了20多个优质水务项目，并陆续注入上市公司，回收资金超过35亿元，形成了投、融、管、退的资本投资良性循环。

强化管资本能力，只是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的变化之一。另外两项变化，分别是强化党建和强化监督能力。

为了确保该管的管到位，国务院国资委在改革中大幅度优化调整内设机构。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新设三大监督局，与监事会形成“一前一后”互相配合的关系，并建立监督工作三大平台，充分发挥监事会作用。监事会对企业重大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和风险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隐匿不报、查处不力的，还将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失职渎职责任。

据统计，2016年央企外派监事会累计报送报告1362份，揭示问题12226项，向中央巡视组和国资委巡视组通报线索2944项。

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全覆盖，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很多省市进行了积极探索。

几年来，吉林将165户省属企业统一移交国资委，涉及资产5083.8亿元。

今年，大连市直党政机关向国资委移交了一批企业。这些企业资产总额仅为3400万元，普遍生存困难，有些还依靠财政拨款生存。移交后，大连国资委对同类企业统一调配，进行要素互补，将其整合为水务、地铁、城建3个集团，形成规模效应。

上海、北京、广东、江西……几乎所有的地方国资委都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截至2016年底，除文化、金融外，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的比例为84%，比2012年提高了14%。其中16个省超过90%。

深圳是最早探索国资监管全覆盖的地方国资委，早在2008年就实现了对包括金融、文化在内的国有资产统一出资、分类监管。

深圳国资委副主任胡国斌表示，统一监管“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有利于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发展；有利于国资委发挥‘积极股东’作用，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

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强根铸魂，坚定传承红色基因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强根铸魂，坚定传承红色基因，是国有企业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也是国企国资系统的政治责任、改革重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前所未有，对国有企业地位作用和成就贡献的充分肯定前所未有，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党建寄予的厚望前所未有。特别是2016年召开的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国企党建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

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提出，必须对标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拿出有效管用的硬措施，推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得到明显改善和加强。

国企国资系统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加强国企党建工作有了新的深刻认识。

山东省提出，要把加强国企党建摆在国企国资工作的首要位置，积极探索国企改革与国企党建同向而行、双向融入、互促双丰的有效路子。

在谋划十三五发展规划时，中核集团同步谋划、出台了央企第一份比较系统的党建工作“十三五”规划，构建了“大党建”工作体系。

总部位于香港的招商局集团明确提出“四个绝不”——绝不因为是企业而特殊，绝不因地处香港而例外，绝不动摇党在企业的领导地位，绝不降低党建工作的要求和标准。

为了确保党建有章可循，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绝大多数国企把党建写入公司章程——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已全部完成章程修订。

上海市根据国有独资、全资、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和国有资本相对控股企业的不同特点，明确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的不同要求。

为了让党建工作与现代企业制度融合，国企全面推行了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肩挑”。

当前，建立规范董事会的中央企业基本实现“一肩挑”，近2500个二、三级单位和近80%的省属企业已经实现“一肩挑”，专职副书记基本实现“应配尽配”。

各地国有企业从制度流程上明确把党组织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积极探索党组织在决策环节的工作方式。

其中，经国资委同意，国家电投特设了董事会执委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策。除党建、干部、纪检等议题外，党组会与董事会执委会同开，执委会授权内事项同步决策，授权外重大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实现了党的领导和董事会决策的高效统一。

为保障党建的层层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明确把2017年定为“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年”，并成立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深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责任落实，要有标准、有考核，要有“硬杠杠”。

上海市国资委系统为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提出“党建考核占领导班子考核权重20%，占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领导人员考核权重18%”。

中石化从2014年开始持续开展对全系统130多个的党建考核，2016年起推行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结果分为四级，排名靠后的由党组领导约谈。

从各企业分散的点，到国企国资系统连线成面，在各级国资委党委的带领下，国企党建不断开创新的局面：

为了加强党建工作力量，中远海运完善党建机构设置，选优配强党务干部，集团总部党务干部接近总部职工数的1/4。

作为改革试点单位，国投把“试党建”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投以问题为导向，探索建立了“国投卓越党建管理模式”，得到了中组部和国资委的认可和肯定。

几年来，中交集团海外业务发展迅猛。国际化经营指数从2012年的20.7%提高到2016年的27.2%。

“工程在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在哪里；队伍在哪里，党的活动就在哪里”。中交集团董事长刘起涛说，中交集团把开展好“两学一做”活动与海外党员责任区建设相结合，不断完善“党员区域化管理”机制。

强化执纪问责，是国企党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一项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全力支持驻国资委纪检组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发现和查处了一批违纪问题。

深圳国资委全面推行纪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打造监事会、财务总监、纪检监察、审计、风险、内控等协同的“六位一体”大监督体系。

“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后，一些‘老大难’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带有‘补课’性质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同时，郝鹏提醒说，还有一些重大任务才刚刚开始推动落实，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刚刚破题。

为此，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再次按下党建工作快进键——

郝鹏要求，各级国资委党委和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要巩固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在深化上下功夫，在拓展上花力气，在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上求突破，确保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取得明显进展和实质性加强。

……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

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在这个大逻辑的指导下，国企改革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特征，抓住经济发展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战略机遇，更加关注经济结构变化和质量效益改善。

要圆满完成“2020年国企改革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任务，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成绩尚需巩固，挑战依旧严峻。

随着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改革措施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落实，一个个更强更优更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正逐渐长成，一支支强根铸魂、具有独特优势的红色力量将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中发挥更好的表率作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国企国资系统将勠力同心、迎难而上，取得国企改革“攻坚战”的最终胜利，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继续书写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最大的力量。